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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当时我爷爷还挺害怕，哟，生得这么密，这不成了生猪崽了吗？不料想这担心竟成了多余。无论是我奶奶，还是我后来的那位三奶奶，都没有让我爷爷的担心变成现实。尽管我的三奶奶为我爷爷生下了一个长得非常俊秀的女儿，可惜的是，我的这位小姑死于日军扫荡，死的时候才4岁，不然的话，我也会有一位姑姑了。

我父亲“文革”中被斗，生死不明，令我爷爷惆怅无限。而我叔叔呢？家里人一直认为他早死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从台湾军界退休后，才给我爷爷寄来了他的几张照片和一张全家福，从相片上依稀可见我爷爷的模样，有一张是他身着少将戎装，在桃园机场视察国民党空军部队的照片，这张照片大些，更能辨出我爷爷的模样。

山上的杆子们及附近的老百姓都尊称我父亲为“大少爷”，尊称我叔叔为“二少爷”。他们的大号王世荫和王续荫却无人叫起。

。。。。。。

人们公认的是“大少爷调皮”，“二少爷老实”。

我爷爷说，我父亲从小就调皮，不安分。小时吃奶的时候，不知道换气，只知道一口气地吃，憋极了就哇哇大哭，我爷爷不明就里，就熊我奶奶。当时山上没有别的女人，更没有懂得侍弄小孩的女人，所以也是干着急。一到了阴雨天，我父亲还烦躁不安呢，不愿在屋里呆着，偏要我奶奶举着雨伞抱着，站在屋门口，听雨打雨伞的声音才不哭。而我叔叔就不，只要吃饱了，就不哭不闹光睡觉，睡醒了也不闹，只知道看着屋顶傻笑，除非是尿了床才知道哼叽两声。我爷爷说我叔叔最省心，我奶奶可以放心地干点家务活，只要屋里放只猫就行，放只猫是为了防老鼠。有一回，猫被我父亲抱出去玩了，几只老鼠就围着我叔叔吱吱地乱转。亏了我奶奶正好回屋拿东西，才赶走了老鼠，不然，我叔叔的耳朵和鼻子未必就是完整的。如果只有半个鼻子或半个耳朵，他就不可能在抗战后期参加国民党山东游击总队的沂蒙保安团（团长就是王达礼），更不可能在多少年后升任国军少将。

在我父亲五六岁的时候，我奶奶已经看不住他了。他一有空便满山的乱跑。后边还要跟着我叔叔——他的“小护兵”，高兴的时候兴许还封他个“副寨主”的称号。“寨主”当然是他的。兄弟俩满山地跑，我奶奶就颠着双小脚在后边追，边追边喊，但这都没有用。

为了管束这对小冤家，我爷爷特让杆子里的“字匠”（即文书一类的人物）“半车书”来当他兄弟俩的启蒙老师。“半车书”是这位老字匠的外号。当年50多岁，原是位清末的举人，自称“学富五车”，人很正经，正经得有点酸腐。故杆子里的众弟兄便开他的玩笑，称他为“半车书”。那四车半呢？让他老爹吃喝嫖赌糟蹋光了。他是在穷困潦倒之际上的山，我爷爷看他挺可怜，便收他做了“字匠”。杆子里的“字匠”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他负责队伍里全部的文书工作，如造花名册、籍贯表，起草公告、帖子与官军的联络文书、奖罚文书等等。尤其对那些大字不识半个的文盲匪首来讲，“字匠”往往是半个军师。

我父亲及我叔叔倒还聪明，尤其是我父亲，脑瓜最好使，教他的字与文章，很快就能记、背。什么三字经、百家姓统统不在话下。我叔叔往往要慢半拍，但在我父亲的提示、帮助下，也能很快跟上。

我父亲有时提些问题，总搞得半车书答不上来。他问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为什么是姓赵的在前边，而不是别的姓在前边？”

半车书支吾半天，只好作如下回答：“先人所传，不得而知……”

我父亲便接着说：“我想给他改过来，改成王钱孙李，周吴郑赵；或是别的什么，反正王字姓要打头。你没听说王字乃大王、国王、寨主之类的意思吗？”

“我也要这么改，我哥是正王，我是副王。”我叔叔也跟着帮腔。

“不得胡来，休得无礼。”半车书扬扬手中的戒尺，那是我爷爷亲自授予他的，可随时用予惩戒，并且要真打。

也只有在这时，我父亲兄弟俩才会安分一会。

但过不了半天，我父亲又会提些刁钻的问题：“李白是个大朝巴（老家方言，即傻子的意思），干吗用铁棒磨针，铁棒那么粗，什么时候才磨好，用个洋钉不就是了。”

半车书作耐心解释：“此乃一种比喻，喻人做事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就会成功的。”

我父亲并不认可：“用洋钉磨成针就够累人的，这比喻也就行了。用铁棒比喻还不把人比死？”

过了些日子，半车书找到了我爷爷，恭恭敬敬地说：“大掌柜的，老朽这般学识怕是教不了两位少爷了。如今，城里新学正盛，何不妨将他们送至山下。也好多纳济新潮，开阔眼界呀。”

我爷爷便说：“我何尝不想让他俩早日下山？只是你嫂子老是不舍得嘛，不过，先生既然讲了，就容我再思量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