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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进出出，我都止不住多看它几眼。看到它，不能不想到关玉衡，想到房子里面发生过的风风雨雨。

关玉衡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于9月20日凌晨和李香甫一起化装成绅士，躲过搜查，徒步走到皇姑屯车站，从那里乘火车逃往北平：

24日8时，张学良在官邸接见关玉衡，笑容可掬地对他说：“你还跑出来了！”关玉衡说：“对不起您，误了大事！”张学良安慰说：“60多个外交案件，你这是小案件，没什么。”随后，他被委任为帅府参议，月支500元，住在西单花园饭店内。

这是许多年后，关玉衡的第三团当年所在地内蒙古科右前旗的地方志工作人员冯学忠在《“中村事件”后关玉衡及战友的命运》一文中的描述。不知它的史料来源何处，如果准确的话，可见突变之后张学良对关玉衡仍很厚爱。关玉衡后来参加了抗战，1953年他回到了家乡黑龙江牡丹江地区的宁安县，曾被选为省人大代表，1965年病逝。他的弟弟却没有他幸运，“九·一八”后，被日军抓获并用钉子活活钉死，扔进牡丹江，老母因悲伤而双目失明。

结局最令人悲切的则是关玉衡的部下、参与过处决中村震太郎的第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东北沦陷后，陆鸿勋1933年任伪黑龙江第三军管区直属炮兵中校队长。1935年夏秋之交，中村震太郎的儿子从日本来寻找父亲遗骨，陆鸿勋因身份暴露而被捕。1936年初，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将陆鸿勋多次审讯，严刑拷打，陆供出处决中村震太郎等人的内幕。随即，日伪各大报在头版醒目刊载：“谋害中村的杀人巨魁罪恶滔天犯陆鸿勋落网”的消息并附照片。后陆鸿勋竟被处以剐刑、凌割肢体，为中村祭灵。

有材料说，“九·一八”过后，所有与“中村事件”有关的档案悉数被日军拿走。不知它们是否还在，或许仍存放在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等待着后人继续解读。

多想知道关玉衡当年的模样！可惜，在“九·一八纪念馆”展出的图片中，我只找到了中村震太郎，没有发现关玉衡。在网上搜寻，也没有一张他当年的照片，哪怕是他后来的照片也没有。我感到失望。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为何被淡忘？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为何如此欠缺？其实，不限于关玉衡一个人，与抗日战争有关的许多事件和人物，我们至今还缺乏扎实的、全面的、深入的历史梳理和总结。对于一个承受过战争灾难的民族，这样的工作其实更为重要。不过，让人略感安慰的是，在陈列橱里我看到了摆放有一份关玉衡亲笔所写回忆“中村事件”的手稿。注目封面上签署的“关玉衡”三个字，有难以言说的感慨。斯人已去，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都已远去，带走了多少历史的真相和细节？

封面中国　第五章（8）

关玉衡病逝后，一位作家为他撰写了一副挽联，其中上联写道：“生何欢，生逢乱世，血雨腥风，生灵涂炭，恨青山失色。塞北男儿，誓马革裹尸，冰霜铁甲，拔剑斩敌酋，白山烽火始于足下，赳赳武夫，肝胆照人。回首当年，驰骋洮儿河畔，看白浪滔天，应千年无愧。”吟哦再三，字里行间，我听到了岁月的几声喟叹。

四黑色“九·一八”并非偶然

谈到历史，时常有这样的说法：一次偶然事件，一个偶然出现的人物，一旦发生在关键时候，就能改写历史。那么，关玉衡以及“中村事件”大概就可称为这样的偶然。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觊觎和侵吞却非偶然。这个夜晚，终归要降临。

东北——多么值得中国人自豪、赞叹的大地！翻开地图，会发现东北与欧洲中部、南部处在差不多的纬度上。这里有着堪与欧洲相媲美的资源和自然环境：海洋、平原、高山、森林、河流、煤矿、石油……几乎应有尽有。许多次到东北旅行，每次穿行在东北大地，我总是禁不住感叹于它的广袤、富饶和壮观。从旅顺口终年不冻的港湾，到乌苏里江、黑龙江滔滔不绝的江水和兴凯湖浩淼的湖水，从兴安岭起伏的森林，到北大荒无垠的田野……

走在东北，忧伤也是必然产生的情感。一部中国近代史，在东北上演的就是不断被日俄蚕食、掠夺、蹂躏的悲剧。船行乌苏里江中央，擦边而过的对岸，正是沙皇俄国19世纪下半叶掠夺而去的中国领土，几十年间中国失去的领土竟相当于3个法国的面积；伫立旅顺口古炮台，眺望一湾波澜不惊的港口，遥想1905年日本和俄国两大列强为争夺东北利益的战争，竟是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进行，而软弱无能的晚清王朝只能无奈地将之划为中立区，自己作壁上观，任由日、俄战火蔓延，从旅顺口一直到沈阳。2005年夏天；当我专程来到沈阳寻访“九·一八”遗迹时，正是这场日俄战争结束整整100年，但还有多少人能想起它、能提到它？

读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下面这段话简要而通俗地叙述了日俄战争爆发前后东北的命运：

庚子年（1900年），俄国趁拳乱派兵占领全东北三省。《辛丑条约》订了以后，俄国不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种特殊权利。假使中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东北三省在那个时候就要名存实亡了。张之洞、袁世凯竭力反对接受俄国的条款，日本、英国、美国从旁赞助他们。李鸿章主张接受俄国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丑的冬天死了，不然东北三省就要在他的手里送给俄国了。日本、英国看见形势不好，于壬寅（光绪28年）年初，缔结同盟条约来对付俄国。美国虽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国当时的舆论亦赞助同盟。京师大学堂（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上书政府，建议中国加入同盟，变为中日英三国的集团来对付俄国。俄国看见国际形势不利于他，乃与中国订约，分3期撤退俄国在东三省的军队。条约虽签字了，俄国以后又中途变计。日本乃出来与俄国交涉。光绪30年（1904年）两国交涉失败，就在我们的国土上打起仗来了。

那一次日俄战争，倘若是俄国全胜了，不但我们的东三省，连高丽都要变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倘若日本彻底的打胜了俄国，那高丽和东北就要变成日本的范围，中国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幸而事实上日本只局部地打胜了，结果两国讲和的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不过划北满为俄国铁路及其他经济事业的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的范围。这样，日俄形成对峙之势，中国得收些渔人之利。（《中国近代史》，第150页）

即便到了1931年，《时代》在报道“九·一八事变”时，着眼点之一仍是日本与苏联在东北的利益竞争与分割，并且是将其作为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的第一条，小标题是“市场与满洲”：

满洲、蒙古，实际上还有整个中国，对于日本，就像加拿大对于美国一样，她的首要市场是粮食。未开发的满洲，对于有人口负担的日本具有特殊价值，在依赖日属朝鲜之外，这里是日本扩张的一个理想目标。蒙古这一在北平北部和西部的国家，生产羊毛、皮革、猪鬃、人织毛线、肠衣。许多世纪来，这些产品由骆驼长途跋涉南下运到原来意义的中国——如北平和天津的港口。但在蒙古和满洲的北面，还躺着一个俄罗斯。多年来，苏联一直从它的那一面进入到中国。甚至就在上周，在日本军队采取突然袭击行动迅速控制南满铁路地区并占领沈阳之前，俄罗斯对蒙古的控制正备受非议。俄罗斯已将皮革、羊毛、猪鬃运到莫斯科。这对货物奇缺的日本和天津的贸易来说，是一沉重打击。有日本商人为占领沈阳而欢呼，但不是对中国人的愤怒，而是出于对俄罗斯的恐惧。（《时代》，1931年9月28日）

封面中国　第五章（9）

100年前，日俄战争后，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在某种概念上说实际上已经开始。据《剑桥中华民国史》叙述，日本的渗透就是以管理南满铁路为标志。中国领土上的铁路，管理者却是俄国和日本。战败了的俄国，交出的是它先于日本而蚕食的“一杯羹”，如今，它拿出来不过是要与日本共享而已，这正是崛起后野心勃勃的日本所需要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写道：

日本在1906年建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管理根据朴次茅斯条约由俄国转让的铁路线，达到了向中国有效渗透的新水平。……满铁是按照日本商业法建立的一个合股公司，50％的股份掌握在政府手里，余额出售给日本和中国的投资者，但是在1906年10月5日最后期限结束前，没有任何中国人购买股份。由于中国人缺席，公司就这样全部归日本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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