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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驳回被告张建伟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从时间上可以看出，张建伟对于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是在求助于行政干预不灵的时候，立马又抛出的一个杀手锏。许多打官司的人，都曾在管辖地上做文章。在什么地方打官司其结果是不一样的。张建伟为何要到天津去呢？显然到天津打官司对他是极为有力的。

但是，他仍然遭到了法院的驳回。这使我对法律充满信心。

驳回的时间是2001年3月9日。我之所以强调这个时间，是因为在这段期间，紧锣密鼓地发生着一系列令我应接不暇的事情，从而也说明了对方在马不停蹄地活动着。

进入4月份，春天就要来了。我想，快要开庭了，我作好了去北京开庭的准备。因为法律有规定，自起诉之日算起，半年内必须开庭的。我的律师也在加紧做好开庭的准备。

然而，没过几天，我却接到了张建伟律师陆智敏的一封信，言及要与我和解，征询我的意见。和解，这也是我所期望的，于是，我与律师商量一下，由他按着信上留的电话，双方通过电话，商定和解的有关事宜。

双方律师商定的结果是他们到沈阳来，起初时间定在四月下旬，可没过几天，又推至“五一”了，对方说因为忙，只能在“五一”放假的时候。于是，“五一”期间我取消了回家探视父母的安排，一心等着他们的到来。我想，我要以礼相待，要体现一种风度。我甚至连见面的一些细节都琢磨好了，诸如让不让记者到场等问题，还有可能出现赔偿额度的问题，我想，还是尽量做些让步吧，因为毕竟都是吃写作这碗饭的，也都不容易。

打官司的滋味儿（15）

然而，“五一”节到了，对方音信杳无，我问律师，律师说还要问我呢。看来，事情有变。

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往坏地方想。哪知“五一”节过后不久，我的律师赵星奇突然接到了辽宁法院的电话，让我们去取一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赵星奇取回来之后，告诉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中级法院的裁定，支持了张建伟关于管辖地的异议，拿到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

我当即放下手头的工作，立即赶到了铭星律师事务所。赵星奇将那份意想不到的裁定递给我。

我首先看了一眼审判长的名字：程永顺。时间是2001年5月14日。这张裁定书也不过那么几行字，但是我却看得极慢：

“本院经审查认为：方便当事人诉讼，方便人民法院审理……”这就是“两方便”，然后就作出了这样荒谬的“方便”裁定：“本案移送张建伟所在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我无法理解：“这叫什么‘方便’？这明明是在刁难我们嘛！岂有此理！”

我的律师沉默不语。我问他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说只有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了。

从张建伟上诉管辖地的时间来看，他应该是在让律师给我写信，提出要来沈阳和解的同时，就开始上诉打管辖权了，他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呀！由此看来，他根本没有任何诚意要和解，他们只不过是试探着我的虚实而已。我们有种被耍弄了的感觉，心里感到很是窝囊。

这期间，还有一件更让我生气的事情。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这个裁定下达之后，张建伟好不得意地告诉人家，知道了吗？官司拿到天津打了！这一回看刘元举还有什么张逞。

我怎么也想象不到他竟会是这种小人得志的样子。

原本看到了春天的希望，现在一片渺茫了。赵星奇说，只能去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了。他慎重地强调了一个法律词汇：“申诉，”而不是上诉。申诉与上诉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管辖地这类问题的申诉意味着一种无望。因为，在他的律师生涯中，凡是这种因管辖地而申诉的能够得到如期结果的，简直是微乎其微。但是，即便有一线希望和可能，也不能放弃。到了这个份上，就得豁出去了。

真正的无助感，是体现在我第二次踏上去北京上告的路上。还是坐的夜车，是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天。我不是有意选择这样一个日子，只是因为这个日子休息，有几天假。我不能因为打官司而影响工作。

到了北京是7月2日的早晨。一夜的火车哐哐当当，怎么也睡不着。下车后，没有胃口吃早饭，就直奔最高人民法院而去。

最高人民法院在什么地方不清楚，只能乘上出租车，被送到了那里。楼很威严，高悬的国徽更加威严。大门口有站岗的，挺得笔直。只能见到小车进进出出，却看不到一个上访上诉的人。周围环境平坦明亮，十分整洁。最高人民法院门口不见人，这好像有点不对劲儿，是不是找错了地方？一打听，果然申诉不在这里。在西直门。

出租车司机也不是很清楚究竟在西直门的哪个位置，所以，车到了西直门不时停下来打听。人家说，在西直门的老汽车站。在我的感觉，是从整齐干净的北京城出来了，来到了一个非常杂乱破败的地方。路也越来越窄，窄到了一条被自由市场占道，出租车几乎开不动了的地方。司机只好又下来问路，最后回到车上无奈地告诉我们，不远了，让我们下车自己找吧。

是曲颉陪同我来的。我们下车后，七拐八拐，走到了一条更加脏乱的街巷。在一处破败的眼瞅要拆除的砖房角上，看到了一个蓝色的大牌子立在那儿，上边是白色的大字，标有“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的字样，下边一排小字“由此往东60米”。牌子下边是一堆垃圾。垃圾对着一个空洞的门，没有门扇，一侧的砖龇牙咧嘴，使周围本已凌乱的环境显得更加不可收拾。庄严神圣的牌子与破乱肮脏的垃圾形成滑稽对比。

曲颉是个有心人，他有意落在我的身后，等我走到这里时，他恰到好处地给我留下了一张照片。

现在，我重新铺展开这些两年前的照片，一张张真切地记录了我的表情，也记录了我当时的满面愁容。看到这些照片，我的心里就憋得慌。这是个什么地方呀！

不知是些什么身份的人在这里聚成堆，也不知道这些人有着多么深的委屈与不幸。肯定都是些社会最底层的人，像模像样的人到了这里，肯定有种伤自尊感。岂止是伤自尊呀，到了这里感受到的滋味儿是难以言表的。大热的天儿，在这里站没个站的地方，坐更是不可能的了。到处都是垃圾，到处都是难闻的气味儿，不大的院落，被全国各地来的人挤满了。他们在这种环境中体现的人的生命的韧性令人惊叹不已，他们有的八年坚持申诉，有的在这里席地而住，把潮湿的地面都能睡干；有的弄一块破塑料布遮挡着，就成了一个长久居住的屋子。这种创造力可以说惊世骇俗。有一间可能是过去的卖票厅，满地汪着一脚深的水，水泛着难闻的气味儿，屋子里摆着那种长条椅子，每个椅子上边都躺着人。满屋的气味难闻极了，可这些倒在长椅子上的人照样睡得一动不动。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地方，这不是贫民窟，这也不是收容所，这应该是个说理的相当神圣庄严的地方，然而，这里如何庄严得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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