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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

拿破仑毕竟是做过皇帝的人，他十分了解乾隆皇帝的不快。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指出，要感知同一世界，必须属于同一世界，也就是说要具备同样的心理结构。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状况并非如此：两者在对方眼里都是精神病患者，互相平等的仪式在天朝皇帝眼里纯属荒诞可笑，但英国人何尝又不是这样认为呢？

1．3、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近年各省漕赋疲累，官吏亏空，商民交困，都是因为银价飞涨，钱价急跌所导致的。从前市场上纹银每两可兑铜钱一千文，现在兑银一两要一千六百文。而银少价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广东洋船带来的鸦片烟盛行，导致纹银透漏出洋，有去无返，一天比一天厉害。鸦片烟本来自英吉利，洋人严禁自己国家的人吸食，却专门引诱他国，既消耗别人的财富，又让那里的人身体虚弱。如今鸦片蔓延中国，实在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大患，这个祸害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得多。”（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

伟大的造物主孕育了美丽的罂粟花，而“孔雀虽美，其胆剧毒”，鸦片就是罂粟的初级产品。罂粟本生长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几乎都可以找到它的痕迹，譬如两河流域、古埃及和古希腊，关于鸦片的记载也并不罕见。甚至在《圣经》与荷马史诗里，鸦片被描述成了“忘忧药”，连上帝都使用它。

在历史上，鸦片通常是以药品形式出现。古希腊名医加仑就曾详细记录了鸦片止疼、抗毒等神奇的疗效，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也曾使用鸦片作为手术的麻醉剂；在唐代，人们把进口的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当时是一种奢侈消费品；北宋药书《开宝本草》中记载的“罂粟粟”，其实就是鸦片。

有野史说，明朝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就是因为沉湎于鸦片而不能自拔。虽然鸦片不是天外来物，但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明朝中期以前，鸦片大多是作为药品使用，并没有广泛流行。

从历史路径来看，鸦片的盛行是和烟草纠葛在一起的。中国本不产烟草，烟草乃北美印第安人的种植物。烟草进入中国，这就要归功于十七世纪的荷兰人（也可能是西班牙人或者葡萄牙人），他们把很多原本是北美的作物引入中国，包括玉米、马铃薯等，烟草也在其中。

引进新的作物如马铃薯等，这些作物对土地的要求甚低，通常也不作为赋税征收的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人口增长。但烟草不一样，这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轻微“毒品”。从历史记载上看，崇帧皇帝的时候曾经严令禁烟，估计这时候烟草已经开始泛滥。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禁烟导致了一个糟糕的结果：本身混合在烟草中吸食的鸦片，因为烟草被禁，很多瘾君子开始吸食纯鸦片。而一旦养成这种恶习，戒除就极为的困难了。

鸦片是一种让人意志消沉、身心俱败的罪恶消费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鸦片市场的形成必然有一个逐渐培育的过程。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国内鸦片消费市场也已是初具规模，各地烟馆林立，烟民遍地。据当时人说，京官中吸食鸦片的达百分之一二十，而地方衙门里，据林则徐说，“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就连一贯勤俭的道光帝也曾一度吸食鸦片，后来的慈禧太后也是个鸦片吸食者。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无论是荷兰人、葡萄牙人，还是后来向中国输送鸦片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决无例外。鉴于鸦片的危害，雍正皇帝在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在国内种植、生产和买卖，但他留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没有限制鸦片的进口，当时甚至还对鸦片进口征税（一直到1796年）。

十八世纪末，鸦片的危害开始显露。1799年，嘉庆皇帝再次颁布鸦片禁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个禁令虽然损害到了那些国内外的毒品种植者和出口商人的利益，但却给那些徇私舞弊的官员提供了发财的机会。从毒品贸易的规律来看，如果政府清廉有效，禁令也许能起到作用，但要是政府腐败无能，这只能导致更糟糕的结果：继续秘密种植罂粟和加工鸦片或者干脆走私…走私连税都不用交。

地方官僚、买办和外国鸦片商紧密的勾结在一起，才是鸦片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所在。

十八世纪末，英国的对华贸易已经超越荷兰、葡萄牙等其他国家而跃居首位。英国人选择鸦片作为贸易的主要商品，除了资本逐利的残酷性之外，另外还有几个现实因素也促成了鸦片贸易的兴起。

从贸易环境上来看，虽然当时清政府允许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但只能在广州一地交易，而且，只能和指定的贸易商人进行交易，这就是通常说的“十三行”。“十三行”事实上大都是红顶商人（官办企业），所进口的商品必须要经过他们认定，这必然导致中国市场狭窄，外国无法通过扩大贸易数量的方式来平衡贸易逆差。

从双方进出口的货物来看，中国主要输出茶叶、瓷器、丝制品、漆器等，这些都是欧洲所受欢迎的商品，而外国商人输入的商品主要为棉花、羊毛制品、钟表等商品，这些商品在中国市场很小，影响甚微，正如乾隆说的，天朝的物品是你们洋人必需的，而天朝对你们的东西可不在乎。

在这样的贸易格局下，大量的金银流入了中国…也许是促成康乾盛世的一个因素…但严重的出超使外国商人难乎为继。为了弥补逆差，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打破清政府对内地市场的限制，二是在目前的贸易环境下找到有利可图的商品。

对于第一种办法，马戛尔尼、阿美士德等人已经进行过外交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正如他们的结论，除非使用武力，否则就不可能打开中国的国门

让英国人惊喜的是，他们找到了第二种办法的最佳答案，那就是鸦片。当时中国国内的鸦片消费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尽管天朝禁止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但禁令大都有如废纸。何况，国内的鸦片质量远不如印度鸦片，国产鸦片也还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马克思说过，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这句话是鸦片走私最后的注脚。如此丰厚利润的吸引，加上当地官员的腐败（缉私官员也参与走私），鸦片之灾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在鸦片战争前的五十年里愈演愈烈：1890年是4000箱，1835到1839年间，已经剧增到每年近4万箱。

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消了对印度的贸易专营权，港脚商人（在香港从事商业活动的私商）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的效率远超过他们的国企（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的鸦片也就呈现加速度的增长。可惜清政府没有看到私人资本的高效率，这大概就是后来官办为主的洋务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罢。

鸦片屡禁不止，除了吸食者难以戒除外，当时政府官员甚至是缉毒人员的腐败渎职、徇私舞弊行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魏源追述：当时广东水师的缉毒巡船，竟每月公然的受规银三万六千两，然后把走私商人放入。水师副将韩肇庆，甚至专门护送走私，鸦片由水师包办运输。更可恨的是，韩肇庆居然从每万箱里抽出数百箱，作为截查的战利品拿去报功，韩肇庆还由此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风光无限。福建水师和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他们在鸦片走私中同样大肆收取贿赂，然后睁一眼，闭一眼，任由鸦片大量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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