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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2．5、湘军突起，谁说儒将不风流？

几乎在北伐的同时，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人在杨秀清派遣下，于1853年5月沿长江开始西征。

从战略上说，西征是太平天国的中策，以控制安徽的安庆庐州、江西的南昌九江和湖北的武昌等城市为主要目标，如此一来，两江（江西、江苏和安徽）、湖广（湖南、湖北）都在太平天国的控制之下，而两广、闽浙、四川、云贵，也可顺势得之，由此占有南方各省，形成南北割据政权。如果西征目标顺利实现，太平天国就进可攻，退可守，据有了半壁江山。

1853年6月，西征军轻车熟路，重新占领了安庆，随后又搠江而上，攻打南昌。但这里，西征军遇到了江忠源“楚勇”的顽强抵抗。

江忠源就是当年指挥衰衣渡之战的湖南将领，南王冯云山就死在他的手中。江忠源虽然是一介书生，但胆识过人，在他的指挥下，太平军围攻南昌三个多月，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杨秀清大怒，将赖汉英革职问罪，这位　“国舅爷”（他老妹是洪秀全老婆）又气又怒，给投江自尽了。

太平军见南昌是块硬骨头，于是改变计划，将西征军一分为二，一路由胡以晃率领，杀往庐州（今合肥）。由于江忠源的卓越表现，清廷火速任命其为安徽巡抚，命他火速赶往庐州救援。

但在赶往庐州的途中，江忠源却染上重病，无奈之下，只能用担架抬着赶往庐州前线。尽管江忠源拼尽全力，但城内守军远少于太平军的攻城部队，庐州终于被围一个多月后，于1854年1月中旬被轰开水西门，江忠源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跳水自杀。安徽以北，由此尽入太平军之手。

另一路西征军由韦志俊（北王韦昌辉之弟）率领，直奔武昌而去。1854年2月，这路西征军在黄州城外的堵城外大败湖广总督吴文镕的部队，逼得曾国藩的这位座师最后投湖自尽。太平军随后攻破武昌，转而进入湖南。太平军本以为只是借道湖南，挺进两广，谁知道，在湖南他们却遇到了最强大的对手湘军。

说起湘军，就不得不提到曾国藩。传说曾国藩在出生的时候，他的曾祖父梦见一条虬龙从空中蜿蜒而下，降于中庭，头着梁，尾攀柱，黄色鳞甲闪耀着光芒，让人睁不开眼。这时，家人来报说曾孙已经出世了。老人非常惊讶，预感到这刚出生的曾孙一定不是凡人，于是他把孙子（也就是曾国藩的父亲）郑重的叫到跟前，要他好好培养，以光大曾家门庭！

关于虬龙之说，恐怕是和曾国藩天生患有皮癣有关，这个病困扰了曾国藩很多年。江西饶州知府善于看相，有一次给曾国藩相面后说，曾国藩是只癞龙，其坐相和捋须都有龙状。于是曾国藩“癞龙转世”之说也就不胫而走，连咸丰都有所风闻。

曾国藩可谓是传统文人的楷模。他曾经在给弟弟们的信中说到：“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断不甘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曾国藩：《曾国藩家书》）

正因为“有志、有识、有恒”，曾国藩既成为了世代少有的儒学大师，同时又成为兵马倥戎的军事统帅和乱世复生的中兴之臣。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曾国藩的身上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他的书信集《曾国藩家书》和奏稿文集，都是后人汲取传统文化和道德修养的极好教材。

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和八旗绿营大不一样。湘军选兵时，尽量多选湖南人，并只要那些朴实憨厚、体格健壮的青年农民，那些油腔滑调、有市井流氓气的城市游民一律不要。另外，凡是编练入伍的湘军将士，都要将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儿登记在案，以便控制。

从组织上来说，湘军有点类似于南宋的岳家军和戚继光的戚家军，私人性很强，非常讲究血缘关系和地缘圈子。湘军的各级统领，从营官到哨长甚至什长的大小头目，大都是亲戚故旧、同乡好友或者师生门徒，如果没有一定关系，在湘军中很难有出头之日。

太平军以天国理想为号召，湘军内部也同样重视思想教育。湘军首领如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左宗棠以及后来的淮军领袖李鸿章等人，这些人大都是理学大儒，受过多年的儒家传统教育，一直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使命，即使是在带兵打仗，也保持自己读书人的本分。

湘军首领常在练兵行军中，也不忘给士兵讲习伦理纲常，如此悉心教化，湘军士兵当然耳濡目染，成为最有文化的军人，变得有信仰有理想………打仗是为了给国家分忧解难，为黎民百姓安居乐业，这比起太平天国的那些虚无缥缈的平等、天国什么的，要实在许多。

很多人以为中国的落后全是因为儒家引起，其实他们并不理解儒家真义。要知道，儒家学说上可以治国安邦，下可以立人安家，这些年来我们社会出现道德水准严重下降、人际关系毒化的现象，说到底，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放纵自己并习惯于谎言，到最后整个社会都被传染，而这真正的原因，正是儒家的斯文扫地。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湘军内部的血缘、姻亲、朋友、故旧、师生等关系使得其上下团结紧密，在关键时刻能相互以死相拼，同仇敌忾。要碰到其他清军，往往是胜不相让，败则壁上旁观，咧嘴痴笑，这样怎么能协同作战？

让人惊讶的是，湘军甚至很少会出现叛乱投降的现象。1858年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合军进攻庐州三河镇，湘军主力李续宾部六千余人在重围中血战六昼夜，绝大部分人战死，还有几百人被俘虏，在看押的路上，这些湖南军人突然奋起，杀死陈玉成的士兵数十人，陈玉成只好将这些人全部处死。（沈渭滨主编：《天国寻踪》）

回头说曾国藩，他二十四岁中举，二十七岁中进士，可谓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在仕途上，曾国藩也算是一帆风顺，但在当时的体制下，并没有发挥他真正的作用。太平军起事时，他因为丁忧在家，咸丰帝想他人才可用，就下诏让他以侍郎身份帮办湖南团练。

由此，“癞龙”正式出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太平军离湖南而的时候，湖南境内的各会党也蠢蠢欲动，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奉行“乱世用重典”的原则，大开杀戒，最后得了个“曾剃头”的外号，不过湖南境内也得到安定，并成为反攻太平军的湘军基地。

1854年，湘军在曾国藩的调教下，在衡州初步练成，全军分为水陆两师，大约有一万七千人。在太平军进攻长沙的时候，湘军正式开赴战场。临行前，曾国藩不忘他的好笔头，一篇《讨粤匪檄》写得是一针见骨，具有相当的煽动力。

试录一段揭发太平军行事规则的：“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濬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於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减者也。”（倒也没有完全造谣）

随后《讨粤匪檄》又讽刺了太平天国的信仰：“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

但是，湘军没有和太平军交战，在岳州就自乱了阵脚。据说是一阵大风把水师船只刮沉了二十多艘，湘军不战自乱，只好退出岳州，回保长沙。太平军于是水路直奔离长沙只有60里路的靖港，陆路从江西直趋湘潭，准备南北夹击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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