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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袁绍现在明目张胆地造反了，韩馥却改变了初衷。

刚才说过，韩馥离京就任冀州刺史，是周、伍里应外合###董卓计划中的重要一步，韩馥理应起兵。但是，在听说袁绍到了渤海，要树立义旗、兴兵伐董的时候，韩馥却慌忙派遣手下亲信以州官的名义前往渤海，看住袁绍，不准革命！

只是，这起不了什么作用，士人以武力来对抗强暴是大势所趋，袁绍树立义旗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几个从事小吏又怎能阻拦得住呢？况且，韩馥如果一味设置障碍，只会将自己扯进泥潭，遭到来自于士人方面的鄙弃，而不会获得董卓的好感。而做一只孤云野鹤，却又不是韩馥所甘心的。

袁绍起兵在即，冀州眼看就会因此被卷入一场无望的战争当中，韩馥刚刚得到的殷实资本可能会化为乌有，这可如何是好？

恰恰就在这时，一纸三公移书使得韩馥脱离了烦恼。虽然这纸文书实际上是由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三公名义发往州郡的。本是州郡起兵的讯号，但在韩馥眼中却成了帮助他摆脱无形利害纠葛的救命稻草。

有了它，韩馥就可以听任袁绍起兵，去解消士人们必然的责难。同时，拿着这纸文书，又可以避免事后可能出现的董卓对他的责难。

但这并不等于韩馥从此就可以像瑞士那样成为中立国了，由袁绍起兵所激发的士人奔赴国难的炽烈情感，也在不同程度上感染了韩馥的心情。

不过，他仍旧很苦恼，在读完三公移书后，韩馥问手下文武，说：“现在我是帮助袁绍，还是帮助董卓呢？”

冀州大吏治中刘子惠答说：“此番兴兵是为国除害，何言袁、董！”

韩馥无语。

深深了解韩馥眼下两难处境与心情的刘子惠马上表示了对韩馥处境的体谅，他宽慰韩馥说：“打仗可不是件什么好事，您切记不可出头露面，做什么统帅；当务之急是应该派人去观察其他州郡的动向，一旦群情奋起，成了气候，您再参与进去也不迟。”

刘子惠的体谅，实际上是让韩馥隔岸观火，明哲保身。

这种思想的形成，是基于对冀州实力的权衡之上的，但他却没有真正化解韩馥此时的苦恼。

子金山侃史之曹操——阿瞒出道　（45）

聚集在韩馥心头的越来越浓愁云是什么呢？就是“动”与“静”两个字。

一、“动”：袁绍起兵，韩馥聚一州之众全力资助，这对于韩馥和他的僚属都是不能接受的，冀州长史耿武就说过：老韩哪，那个啥，凭啥要我们接济他们，我们都成奶妈了，还没有工资，靠，这活不能干。他们那个婴儿要是总靠着我们一个奶妈吃个没完，吃得我们断了奶，以后这孩子还不得饿死？

韩馥心里明白，他是不会把自己和冀州的未来命运托付给这个“婴儿”的；但反对也不行，韩馥同样也不会将自己置身于与天下士人作对的地位。这对于韩馥来说，便是“进”与“退”都难决断苦恼。

二、“静”：凭借冀州的实力称雄一方，静观时局变迁，一动不如一静，这倒是个好的选择。但要真正做到却不是那么容易。

从冀州的地理环境来看，它与司隶、青、兖、并、幽诸州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早已成为汉末豪强觊觎的肥肉。

兖州刺史刘岱就曾扬言：等老董同志逝世后，冀州那地儿就得归我，不给我就打韩馥。这样一来冀州的南面隐患已生。

不止如此，冀州的北面还有虎视眈眈、急于进入中原的幽州公孙瓒；在东面袁绍正蓄势待发；西面还有剽悍的黑山军盘踞在山岭间。

韩馥现在身处于四面险象环生之地，又怎能从容自保呢？这是“静”也不可能的苦恼。

但革命形势不等人，他也不能不作出一种姿态，去响应士人###残暴的义举。于是，他率领兵众屯于邺城，与已经进驻河内的袁绍和王匡遥相呼应，以供应前方粮草之名而推卸了冲锋陷阵的责任，避免了与董卓的直接冲突。

即使这样，他也未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对于所承担的粮草供应，也是尽可能地敷衍，试图解散前线武装。在韩馥的头脑中，士人的道义早已不复存在，他只想保全冀州这份殷实的产业。

其他起兵举义的“义士”们也比韩馥好不了多少，本来就是来自五湖四海、各怀鬼胎，为了一个共同的发财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所以组成一个狼上狗不上的联盟那是免不了的事情。

最初酸枣会盟之时，坛场已经设好，刺史、郡守却互相谦让，谁也不愿意登坛主盟，好像谁登坛场就是登上断头台似的。但总得有一个人主盟吧？没办法，最后主盟者由广陵郡功曹臧洪来担当了。

盟辞倒是创作得大义凛然，大意是：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祸害无穷，毒杀弘农，百姓被难，如此以往，社稷沦丧，四海倾覆。

为此，我们——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广陵太守张超——要举义兵，赴国难，同盟中人，齐心一力，尽我臣节，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有渝此盟，死于非命，祸及子孙。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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