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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部分（第1页）

1958年1月13日，鲍林出席了在纽约为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的一次宴会，他借机将附有全部签名的一份请愿书当面交给了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萨尔德。随后，他又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表达了科学家们渴求和平和不再有放射性尘埃的愿望。

事实证明，公众舆论再次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在禁试大旗下，鲍林似乎是单枪匹马地将国际利学界舆论动员起来了。他所作出的努力，进一步增强了全球学术界人士的团结，成了世界各地人们议论的主题，同时也为反对核试验的积极分子注入了新的勇气和希望。

特勒

在胡佛眼里，鲍林一贯带头闹事，利用放射性尘埃问题“制造恐慌，惹是生非，蛊惑人心”。争论继续进行，胡佛已能断定，保守派专栏作家已经掌握了鲍林与共产党阵线的联系，他们在文章中开始质问，鲍林到底是怎样筹集到那么多的资金到处征集签名的。一家报社的编辑写道：“有人曾为本地的一所学校董事会的请愿书征集过一二十个人的签名，他们一定清楚，像鲍林这样大张旗鼓地征集签名，不花上成千上万个工时，没有几十万美金，是根本办不到的。”鲍林在回应这第一轮攻击时说，他组织这次请愿活动，全是在他家厨房餐桌上进行的，总的开销大约是250美元，主要是买邮票用去的。“当人们理解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急于想为它做一点事情时，就像全世界科学家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所做的那样，要得到成千上万个签名就比较容易了，”他说道。

然而，最厉害的攻击却来自特勒。作为对鲍林的请愿活动的回答，他写了一篇题为“核试验刻不容缓”的文章，发表在《生活》杂志上。这家杂志的编辑在2月号的封面上加上了这样的标题：“特勒博士批驳9000名科学家。”鲍林读了这篇文章后，怒不可遏。这篇文章根本就没有说明请愿书中那一句话说错了；只是装腔作势地重弹了原子能委员会的陈词滥调，要大家别害怕放射性尘埃；甚至还振振有词地声辩说，为了制造完美无缺的“干净炸弹”来压压共产党的气陷，一定要继续不断地试验下去。

鲍林先前在幕尼黑的时候，就对特勒这个人略知一二。当时，这个匈牙利青年正在学习量子物理的启蒙知识，鲍林曾称赞他是一名科学家。但是，后来特勒成了科学界主张发展核武器的头号吹鼓手，鲍林就不再将他当人来尊重了。正当有人提出研制氢弹应当谨慎从事的时候，特勒却摇唇鼓舌主张加快这一方面的进程；在剥夺奥本海默参与机密权利的案件中，特勒的证词就起到了恶劣的作用；特勒曾是斯特劳斯和艾森豪威尔的亲密顾问，因此，在制订美国核试验计划的过程中，他成了全国最有权势的科学家；特勒脾气暴躁，固执己见，因循守旧，经常声言自己掌握着从绝密档案中筛选出来的权威资料；为了使历史上首次禁试谈判偏离正确的轨道，他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干净炸弹”的概念。如果说，爱因斯坦曾为自己的同事制造出原子弹而感到羞愧，那么特勒却为之感到骄傲。“在我看来，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之间的区别，”特勒说，“就是一种有效的武器和一种过时武器之间的区别。”他看不起那些谈论和平的人。他曾见到希特勒在征服匈牙利时这么做过，而且他还相信，俄国人盘算着并吞世界上更多地方的时候，也在这么做，只有美国的核武器才能制服他们。“要是我们放弃核武器，”特勒毫不掩饰地说，“我们就为侵略者打开了大门。”

特勒和鲍林，真可谓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彼此也有相像的地方：都有非常鲜明的政治观点，都有百折不挠的执着要求，都能头头是道摆出有很有据的科学事实来支持各自的政治立场。1958年春天，两个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战。

争斗的舞台构筑在洛杉矶教育电视台的演播室里。电视台老板为特勒和鲍林安排了一次长达一小时的论辩。在摄像机面前，鲍林看上去身材颀长，身穿挺括整洁的高级西服；另一方面，特勒显得矮小黝黑，眉骨突出，眉毛浓密，相比之下，更像是一位老态龙钟的大伯。

两个人都被允许发表一个开场白。鲍林首先开头。他一开口就转入攻势，无情地批驳了特勒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的文章，批评其中“许多说法毫无事实根据，还有不少说法严重误导公众。”比方说，特勒曾经指摘鲍林讲过不可能研制出干净炸弹的话，实际上鲍林绝对不会这么说话，因为他对这一课题了解不多。

特勒发音低沉，语速缓慢，仍然带有浓重的匈牙利口音。他利用了开场白平静地回答了鲍林的责问。他说，他曾看到鲍林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有关干净炸弹的意见，也许是记者误解了鲍林的看法（这家报纸的确报道过鲍林将生产干净炸弹斥之为“无稽之谈”）。不过这还是次要的事，特勒说道。人人都说要和平，但怎样才能取得和平，各人的看法可不一样。说到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原因就在于一些光明正大的国家裁减了军备，而希特勒却受到姑息而强大起来了。特勒又说，俄国人说过要埋葬我们，我们不研制核武器，就无法制止他们这样做。只有进行更多的试验，我们才能造出干净的炸弹，开凿运河，开发矿产，让原子弹为人类造福。“有人声称这种微小的放射性造成了危害——据说是癌症和白血病——据我所知，目前尚无确切可靠的统计数据可以证实这一点，”特勒最终得出结论说。“造成危害是可能的，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有其可能性，并不等于事实上已有危害；进一步说，极为微量的放射性反过来也可能是有益的。说到底，没有变异，怎么会有进化呢？”

“做每一件事情，要是都像我们在核试验问题上那么谨小慎微，恐怕这个世界就只能像蜗牛一样爬行了，”特勒收起了话头，脸上浮起了笑容。“作为一名伟大的革新者，鲍林博士肯定不希望出现那样的情况吧。”

鲍林没有料到特勒竟会那样地镇静和机敏，因此作出的反应听上去就比较尖刻。与特勒的声音相比，他的嗓门更高更尖。此外，鲍林还犯了一个战术性错误，他竟然设法为赫鲁晓夫讲过的“我们将埋葬你们”这句话进行辩护，声言这位俄国总理谈论的是政治进程，并不是指战争。接着，他又指出，特勒及其同僚自己就估算过，放射性尘埃可能招致1500例缺失性变异——相当于鲍林本人估算数字的十分之一，不过，他们已经承认放射性尘埃存在着危险。

特勒反击说，估算上的这种差距正好表明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处于情况不明的状态。既然数字上可以有那么大的悬殊，那么认为无法找到一个确实的病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勒重申，即使试验会带来风险，我们也一定要迎面而上。向空气中释放更多的工业烟雾，在膳食中加入一种新的食品添加剂，给我们造成的危险比这要大得多。他甚至还读到过一篇报道，说人在穿紧身衣裤时，由于精液的温度提高了，也会造成相当数量的变异现象。根据这种说法，我们如今穿的裤子比放射性尘埃要危险得多。

辩论就以这样的方式继续下去：鲍林根据统计分析提出一条条具体的批评意见，特勒在反驳这些意见时，不时地说一两句俏皮的话，作一些无关紧要的比喻，并且设想未来世界消除了核武器后将是怎样的情况。鲍林给人以缺乏幽默和蓄意挑剔的印象；特勒则是一副悠闲自在和滑稽风趣的样子。

辩论结束以后，鲍林感到自己的表现糟透了。特勒避实就虚，运用了公关的技巧，让人听上去似乎一切都太平，并且给美国人戴上了高帽子。特勒列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人们对原子能委员会和军工企业界存在着种种错误的认识。有人称，这方面的人正在考虑进行核战争，制订着计划进行战术性核攻击，计算着到底有多少百万人将会被杀死，他们会心甘情愿地牺牲未来几代成千上万个年轻人，目的是要加速推进他们政治和经济的部署，就是不肯花一些时间和金钱来研究一下和平的事业。

然而，特勒比这些人所起的作用还要坏，鲍林心里这样想，因为他是一名科学家。鲍林的请愿书表明，科学家一般说来都赞成削减军备的竞赛。科学家应当带领人们走向一种理性和和平的未来。但是，经过这次辩论后，鲍林认识到特勒是另外一种科学家。“特勒博士主张继续进行核试验，因为他相信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作用，”鲍林在辩论后写道，字里行间几乎仍有百思不得其解的感叹。鲍林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在他为科学界设想的方案中，在一个沿着科学道路前进的天地里，科学家应当发挥积极向上的作用。此时，在鲍林的心目中，特勒虽然是卓越的物理学家，但也是一个战争狂；他是从科学天堂里降临到尘世间的一名黑暗的天使。

在关于禁止核试验的争论中，这是这两个引人注目的对手之间唯一的一次面对面辩论。“从那时起，我拒绝再次（与特勒）见面和辩论，因为我认为他辩论的手段不正当，”鲍林说。

鲍林试图通过报刊继续展开与特勒的斗争，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在这一阵地上也处于下风。特勒几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诸如性活卿样的一些重要杂志上发表所写的文章，而鲍林的文章却遭到退稿的处理，理由是整个领域争议性太大，充满了含糊不清的概念。鲍林曾写过一篇短文投寄给《生活》杂志，批驳特勒的观点，结果被退回。在此之前，他已写过好几篇文章，许多畅销的杂志都拒绝刊登。他能够发表文章的唯一地方是《斯通周刊》。

他又尝试了另一条途径。新闻媒体可以拒他于门外，但要是出版一本书又怎么样？特勒的一部著作快要付梓了，书名为《我们的核未来》；鲍林想，他也可以写一本书，不但有助于抵消那本书可能产生的影响，而且也可以就特勒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作一次全面公开的答复。1958年3月初，他废寝忘餐，奋笔疾书，整整花了两个星期，完成了厚厚一叠书稿，将他在前几年里了解到的有关核武器和放射性尘埃的知识，一无遗漏地作了精辟的论述。

这本书以《不再有战争！》为名问世了。这是一部集科普读物、政治论文和悲剧故事于一身的奇书。开头几章简易通俗，深入浅出，是鲍林教授开设讲座的讲义，阐述了原子裂变和聚变、放射性尘埃的生成、遗传变异与放射性之间的联系等内容。其中还不时地穿插了一些开人眼界的材料。例如，地球上30亿人身上一共有10万个基因——构成了人类的完整基因库——糅合在一起可以形成直径为二十五分之一英寸的一个球。不过，鲍林非常注意避免引用一些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数据，将自己对遗传性受损所作的一切估计，力求用一种温和的字眼记录下来，并且对每种情况下如何推理和论证都作了精心的考虑。只是偶而在几个地方给特勒和原子能委员会戳几枪。特勒有一种说法，认为接受一点放射性也许对基因是有益的，鲍林在答复特勒的这种意见时，引述了霍尔丹①所作的比喻：我这台钟走时不准，是不是设想一下，对着它发射一颗子弹，这样做，有可能使它走得准一些，但可能性更要大得多的是，它完全停下来不走了。

①霍尔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1892—1964），印度籍英国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和生理学家，对种群遗传和进化研究有贡献，1957年移居印度，着有《遗传学的新途径》等。

书写到一半，作者的话锋一转，矛头直指特勒、斯特劳斯、原子能委员会和军备竞赛。“时下公众好像又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就是科学家对事实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鲍林写道，“我想，这种情况可以这样来解释，原子能委员会经常发表误导公众的声明。其中有许多声明是正确的，但让人得到的印象却是错误的；有时候，一些声明本身就是荒谬的。”然后，鲍林列举了许多误导公众的声明，并且一一进行了批驳。

特勒声称，放射性尘埃带来的危害，并不比一个人超重一盎司给健康造成的危险更严重。但是，鲍林质问：谁能说清楚超重一盎司给健康会造成多大的影响？鲍林说，特勒的说法是“滑稽可笑的”。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利比曾说过，丹佛这个地方的海拔较高，那里的人受到的辐射比较多，但尚无证据表明他们的癌症发病率比其他地方的人来得高。这种论调也是非常荒唐的，鲍林反驳道，因为目前的医学还不够精细，尚不能准确地预测癌症发病率上升的微小数字。利比还说过，“在美国，现在还找不到一例可用来证明，由于核试验造成放射性微小增加，某一个人受到了伤害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许是准确无误的，鲍林写道，因为你无法断定放射性尘埃与任何一例癌症或新生儿缺陷之间有着因果的联系。但是，这会给人以虚假的印象，似乎一点危险也没有了，而在实际上，所有科学家都认为，包括利比本人也承认，放射性尘埃，说得轻一点，至少会导致遗传性缺陷略有增加的现象，况且对全体国民的健康还可能带来其他方面的危害。

这本书最后几页让读者缔听了原子科学紧急委员会的警世之言，这也是鲍林要求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一篇呼吁书。“‘不要杀戮’这一戒条难道对我们失去了意义？我们是否要将其解释为‘不要杀戮，但大规模杀戮还是可以的”，或者是’不要杀戮，但国家领导人说可以时杀戮还是可以的‘？“鲍林说，如今这个世道，道德沦丧、争权夺利、穷兵黩武等等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只有道德回归才能拯救人类。鲍林写道：”但愿我们这个国家，美利坚合众国，能够在处理各种世界性事务时，首先把道德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上。“当然，光有这一点还不够。即便美国在一夜之间正义就占了上风，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却依然故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样实现和平呢？”我提议，解决世界上的大问题，也可以采用解决其他问题那样的方式，“鲍林写道，”关键在于锲而不舍的努力——和平的道路需要人们去探索。“他建议在美国内阁中确定一位负责和平事务的部长，并用军费开支的10％作为这方面的预算，这笔资金”可用于一项重大的国际性研究计划，召集科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其他方面的人才，用若干年时间，切实地探索一下解决世界上各类问题的方法，找到防止战争、维护和平的途经。“每一个国家都应建立探索和平的机构。可以通过联合国领导下的研究世界和平的组织，将这些机构联合起来，首先为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那样一类国际性协议扫清必要的障碍，然后再进一步探索结束各国之间战争的方法。鲍林写道，更大更新的武器决不会给我们带来和平，只有国际法才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在鲍林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六个月前进行的大型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开始在世界各地向地面散落。放射性污染恶化，人们的担心也随之加重。锶90的含量不断上升的新闻报道，又使公众舆论倒向鲍林这一边。几十个地方性抗议团体开始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全国性组织，名为“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在欧洲和日本，反对核武器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迅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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