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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1页）

时候，老苏会眨巴着眼睛反问：“当真？”很像孙悟空当年眨巴着眼睛问太白金星关于“弼马温”是多大官的神情。

至今，我仍觉得老苏很可爱，就像我觉得孙猴子很可爱，但我不会推而广之觉得那些“十大”们也很可爱——虽然这个世界是可以用多种标准去看待的，你认为它是欺骗那就是欺骗，你认为它是娱乐那就是娱乐，但为了齐天大圣或弼马温活得那么累，生活将失乐趣。

就像这世界上只有神仙，没有妖精，一本正经的就太无趣，当然你也不能着了妖精“肉麻当有趣”的道儿。文章快收尾时，我所认识的一个房地产“妖精”发来一则短消息，上书：“告诉你做生意的秘诀——豆腐做稀了，就改称卖豆花，再稀了，就卖豆腐脑；如果豆腐做硬了，就卖豆腐干，卖不动，把它放霉了改卖臭豆腐，还卖不动，捣烂放在坛子里闷3个月，卖豆腐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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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妖精不当齐天大圣（2）

宁当妖精，不当齐天大圣。

记忆碎片·

打金街：居住1975（1）

30年前，我住在“打金街”；30年后，“打金街”没有了，只有“红星路”。

30年前，打金街两侧种满了法国梧桐，从初春到深秋，梧桐会伸出茂密的手臂厚道地遮住整条街，我们在马路边上滚铁环、抽“牛牛”（陀螺）、跳房、斗鸡、拍纸烟盒，把手掌拍得红肿筋痛，赢取一叠“金丝猴”“大前门”“翡翠”烟盒回家放在枕头边欣然入睡。那时候13岁的曹胜利最为了得，在柏油路上拍烟盒拍得手上布满老茧，据幺弟说，胜利家抽屉里有2000多张赢回来的纸烟盒。4年后曹胜利参军去了云南，打了自卫反击战，曾经在全班弹尽粮绝后面对着冲上来的越南人几巴掌，扇得对手两个下颌关节脱臼、一个脑震荡，荣立二等功。

打金街上早没有漂亮的梧桐树，随着城市进程，先是改成极易招虫的女贞树，后又改成万年青，现在干脆一锄头挖下去，把一条很古意的打金街变成了现代无比的“下穿式隧道”，上面铺上水泥板子而成步行街，倒也蛮整洁可观，只不过每次我看到那些染着黄毛的孩子在模仿美国孩子大跳街舞时就有一种滑稽感，因为他们跳得一点都不地道，倒像马戏团表演。现在的中国孩子已没有自己的街区娱乐方式了，统统跟着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玩儿，但又玩儿不像。当年打金街上著名的“胖虾”玩划甘蔗，左手执刀能在空气中玩出6个以上的花子，再气沉丹田大喝一声，瓦蓝瓦蓝的刀片可以把1米7多高的甘蔗从头到尾划成两片，而且是贴着甘蔗皮子一划而下的，比起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削鸭梨的功夫一点不差。

打金街的形成据说是因为自明末到清初战乱而来的全国能工巧匠聚集于此，产品13直贡大内，慈禧太后头上一直不取的那枚紫金猫眼凤头钗，就出自这条街，这使得这条街区出来的人有一种莫名的骄傲，有一种骨子里的享乐主义。哪怕他们并不记得这条街的显赫出身。

打金街由300多个院落节比而成，分南打金、北打金，小时候我居住的院子名叫“钟家大院”，后来又吹了一阵革命风，就改成“红星大院”了，那时候全中国都在吹风，有改名“红旗大院”的，有改名“井冈大院”的，还有改名叫“卫东大院”的。

“钟家大院”或“红星大院”与这条街上别的大院长得并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红砖青瓦木石结构，一样的分前院后院加上后花园共三进，一样的由于1949年解放后镇压了剥削阶级住进了很多劳苦大众并把早前富人的花厅改成厨房，花园改成鸡场，而且一样的一家人吃回锅肉香飘全院落引得幺婶伸出脑袋过来问：“哟，又打牙祭嗦”，一样的经常听到木板另一侧邻居晚上放屁白天吵架让全院的人们都跑过来劝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都的阴雨绵绵顺着滴水檐把石板啄出时光的小酒窝……

其实“钟家大院”之所以傲视同侪的原因是出了个“蒋毛子”。

按现在的标准，蒋毛子绝对是帅哥一类，不仅帅，而且酷。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个地方在斗老干部，他召集了10来个工人赶过去就把头破血流的老干部抢下来，并手执一把大刀面对数百名造反派说：“哪个动，动老子砍死他”，然后扬长而去。但蒋毛子并没有什么政治觉悟，在那个波谲云诡的年代很容易就站错队，最终从成都乃至西南地区著名的工人头头（他最鼎盛时专门被召到北京为领袖江青接见）变为阶下囚。进监狱的时候他拒绝剃头，因为他有一头帅气的头发，结果被打得半死，吐血三升。

蒋毛子出狱后已是1975年，看上去还是一条汉子，他对社区（对不起，当时没有这么时髦的叫法）最大的贡献就是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好像是9英寸的。虽然一半以上的收看时间我们都是在看雪花点并且在电视机侧后方必须有台风扇一直为它降温，但这已经足以形成蒋毛子高大的形象了，比他手执砍刀面对数百名对手发飙的江湖传说形象还要高大。

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年代，我们为街区拥有这样一台神奇的匣子兴奋得辗转反侧，生活为此发生了重大变化！每天傍晚，整条街的人似乎都要涌来钟家大院看电视（事实上从下午四五点开始院子里就会有小孩预先摆好板凳以占据有利位置）。需要交待的是，蒋毛子的电视在播放时是不放在家里的，而是摆在院子靠北头最中央的，以至于每当我们凝视电视画面时，上面隐隐浮现蒋毛子那张帅气的脸，以至于出门在外不要提“钟家大院”，只需淡淡地说一声“放电视那家院子的”，立马就会被人侧目三分。

那段时间，院子里的群居状态异常和睦，家长里短的是非也不复存在，我们为能看到天安门、能看到《新闻简报》、能看到阿尔巴尼亚的故事片而觉得社会主义就是好。我清楚地记得，赵忠祥那时还很年轻，并不是每天都露脸，而播放毛主席去世时，全院、全街人民都哭得死去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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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金街：居住1975（2）

居住1975——那个破旧混杂的大院是老成都的一个缩影，“钟家大院”或“红星大院”是成都人最典型的人居状态——虽然地震能给人们带来恐慌与喧嚣，但塑料布加竹子搭成的“鸭儿棚棚”成为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就在梧桐树下，当春天回来，小燕子依然飞回到我们被烟熏火燎过的屋檐下。

蒋毛子后来死了，死于肺病，据说是狱中留下的病根。虽然蒋毛子在80年代初因承包安装东西干道（蜀都大道）的路灯而大发了一笔，但并不见他有多少财产留下。他死后留有一子，名叫蒋波，据说现为成都“的哥”中的一员，整日为交规费而忙碌奔波。

不知蒋波是否还记得——打金街，居住1975的美好年代，时间像水泥一样被凝固，我们曾一起拍过纸烟盒。

军区大院（1）

只有真正的成都人，才会对“校场坝”有着光辉而神秘的记忆碎片，“校场坝”就是军区大院，在那个军歌嘹亮的年代，它代表着身份、信仰和可保障的经济条件。那时候不讲究递名片，但只要你在寒暄中不经意透露出“校场坝，军区大院出来的〃，立刻会迎来肃然起敬，因为你比一般人离毛主席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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