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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第1页）

有时是首领权位的觊觎者，乌克兰方案是纳粹的手中存货；罗森贝格在他的外交政策说明中阐述了《我的奋斗》中的广泛言论；而由于接管了政权，乌克兰计划成了德国外交政策中公开承认的部分。

如果我们能随意处置（1939年希特勒在一次著名的轻率讲话中说）乌拉尔山脉的无尽宝藏和乌克兰平原的无垠沃土，而且在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下，开采生产，那德国人民就会在财富之海中游泳。

在希特勒的秘密建设中，需要生存空间是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主题而始终强调的。在1937年11月5日的会议上，希特勒确定了他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而且要求把这些思想看成是他的临终遗嘱。一开始，他就陈述这个原则：德国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对空间需要的解决”。他随后检查了扩张的需要能否用自给自足的办法或是用更多地参加世界经济体系的办法来抑制。德国在现存的边界以内在原料供应上只能获得非常有限的自给，而完全不能达到粮食自给。世界经济则由于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帝国的形成而已经在瓦解。因此，唯一的补救办法，而在我们看来也许是空中楼阁，在于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这种寻求在任何时候都是国家形成和民族迁徙的根源。……因此，如果我们承认粮食情况的安全是主要问题，那么，保证这一安全的必要空间就只能在欧洲去寻求，而不是象自由资本主义观点那样通过剥削殖民地去寻求。这不是增加人口的问题而是获得为农业用的空间。此外，出产原料的区域可以更实用地在欧洲毗邻于帝国的地方去找，而不是到海外去寻，这样获致的解决办法谅必足够一两代人之用。……德国的问题在于，从何处能以最低代价得到最大收获。

他在会上对这问题未予解答，但是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本人十一年前在《我的奋斗》中提出的答案。

征服和肢解俄国是希特勒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其他目标都从属于这一目标。在机会主义和策略变换的背后，这项目标保持不变。“但泽不是我们活动的目标”，他在1939年5月说，当时但泽危机正在酿成。“这是在东方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的问题，是保证我们的粮食供给的问题。”在1939年11月23日的会议上，他又一次说，我们愈益增加的人口要求拥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我的目标是在人民的数目和他们生存的空间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关系。……把德意志人的人数同可利用的空间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永久性问题。必须得到必要的空间。任何聪明的算计都毫无帮助，只有用剑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不侵犯他国的国家，倾向于从合作中寻求安全，以便维持均势。扩张中的国家则谋求分而治之。对敌人各个击破，对目前要搞的对手加以孤立，避免全面谈判：这些就是一切侵略治国术大师们的原则。希特勒的政治战略从其主要路线而言，是同俾斯麦、拿破仑和路易十四的路线一样的。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强调外交政策目标的简约性。他攻击议会空谈家，他们把愤慨花费在南蒂罗尔问题而不是放在征服生存空间的目标。“因为我们不停地对五国或十国吼叫，我们就不能集中民族意志的全部力量和物质力量对最凶恶敌人的心脏给予打击。”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宣传；一旦纳粹执政，虽然保留了原则，但是其实践却是相反。打击的不是最凶恶的敌人，而是逐步升级，从最弱小和最无害者开始。腓特烈大帝有一次赞同地引用一位萨瓦亲王的经典说法：“我的儿子，米兰人象是朝鲜蓟，必须一片一片地吃掉它。”丘吉尔用了一句话，注定要变得同样著名：“一个接一个，这就是程序，这就是对希特勒帮了如此大忙的简单而阴暗的计划。”

正是在实施近期目标要筛约的原则过程中，希特勒的政治天才充分地显示出来了。拿破仑的敌人大部分是王朝，希特勒的敌人却是民主国家、选举区和造成舆论的群众，必须把他们的思想搞乱，加以麻醉，“愚弄下去”。他对这种政治艺术所作的主要贡献可以称为逐渐增加剂量的规则。他在《我的奋斗》最有洞察力的一段中对此作了描写，而这一规则的关联性在西方各大国人民之中仅仅是很缓慢地才被认识到。

精明的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的勒索永远都是尽可能分阶段进行的。因此就可以预期一个失去所有骨气的民族——自愿屈从于对手威胁的每个民族都是这种情况——在面临任何这些压迫行动时，如果这些行动又是分开实行的，就不会有充分理由重新拿起武器。消极地接受勒索的次数越多，在其他民族看来反抗就越没有道理，如果被征服的民族在经受长期压迫之后最后想要通过反叛来结束压迫的话。而如果这个民族业已长期沉默地忍受苛刻得多的盘剥，那就尤其如此。

希特勒预测和利用的不仅是他的牺牲者的弱点，还有他们的长处，例如，英国政府坚持谋求欧洲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坚持到了极端的程度，以致容忍挑衅，实际上丧失立场，也不肯对加速另一次战争负责。1934年流产的奥地利暴动，是错误估计了力量，那是希特勒在1938年以前唯一的引起了对手调动军队来反对的政变。希特勒成就中并非最小的就是他成功地掩饰了这件事，还掩饰了一个月前德国国内的一场屠杀，这是就外国的舆论而言；除此之外，到1939年3月为止的这一时期是一系列完善地逐步取得的胜利，而且每一项胜利都逐一得到西方大国舆论界主流的认可和喝彩——1933年10月14日退出国际联盟和裁军会议；1934年1月26日签订波德条约，1935年1月13日举行萨尔公民投票；1935年3月10日宣布德国空军已经重新建成；1935年3月16日宣布恢复实行义务兵役制；1935年6月18日签订英德海军协定；1936年3月7日重新占领莱茵兰；1939年11月1日宣布成立罗马…柏林轴心；1936年11月18日承认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1936年11月25日同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公约；1938年3月18日同奥地利合并，以及1938年9月29日在慕尼黑第一次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过去的一个时期”，希特勒在1939年5月说，“已经很好地加以利用。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指向我们的目标的。”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究竟在哪一点上是其他大国应当协同加以抗争的呢？每一事件如就其是非曲直来进行争论，全可以看作是对凡尔赛的不公正部分予以纠正，或者看作是巩固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回溯历史，显然重新武装莱茵兰是分水岭，在那以后事件的发展就急转直下，不可遏止了。但是在当时，鲍德温说，“我们没有其他的愿望，我们只是要保持沉着，保持镇静和继续设法使法国和德国都同我们友好。”

希特勒政治手腕的另一方面就是他巧妙地利用时机的艺术。他用来推翻凡尔赛和约的一系列外交突然行动都照例选择在星期六，这时英国式周末意味着他主要潜在对手的政府机器要采取紧急行动是十分不便的。比起利用他的敌人的社会惯例更为重要的，则是利用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成见。1935年夏季．纳粹分子急切地等待着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发生战争，盘算着这将为欧洲局势带来骚乱，他们可以从中获利：使他们得以重新占领莱茵兰。西班牙内战则为夺取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准备了背景。

由于世界形势政治上的不稳定，发生突然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要求德国武装部队经常处于战备状态，以便（1）在任何时候可以应战，以及（2）能够在军事上利用可能出现的有利的政治机会。

1937年秋季，德国人看出，法国内战或者法英意之间地中海战争的爆发，将造成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机会。“从德国的观点来看……佛朗哥获得百分之百的胜利并不理想，”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会议上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战争的继续和保持地中海的紧张局势。”在慕尼黑之后，他已取得了欧洲的独霸权，上面的考虑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自己作出了方向的改变。

不过希特勒选择时机不仅是灵巧的机会主义。这最终取决于他长期以来对德国实力同变动着的欧洲力量均势的关系的判断。1933年2月20日，他在一次工业家会议上的讲话中阐明了一条重要原则，如果我们想要把另一方彻底粉碎，首先必须把全部权力拿到手。只要一个人权力仍在增长，这个人就不应该发起打击对手的斗争。只有在一个人知道他已达到权力的顶峰，再也不向上发展了，他才应该进攻。

这个原则是联系到德国的政治斗争和即将举行的选举两件事制订的。这一选举是建立纳粹政权后的第一次。“我们在普鲁士必须再赢得十个席位，而在帝国要再赢得三十三个。如果我们全力以赴，这并非不可能做到。只有在那时，反共的第二次行动才能开始。”但是，等待相对的力量积聚到最大的时刻再进行打击，这条实力顶点原则构成了他的对外政策的基础。在1937年11月5日的会议上，他把1943…1945年规定为标志德国权力的顶峰的年头。“照我们看来，从此之后能预料的只是往坏的方面变化。”到了那个时候，同其他强国的反措施相比，德国的战备将已达到最高点，而德国武器装备可能过时的危险将会增长。“征募后备役军人只限于当时的那一档年龄的人；进一步从年龄大些，缺乏训练的那些人当中征兵不再有效了。”随后的任何一年都能给德国的食品供应带来危机。维持一支庞大的武装部队所造成的困难，生活水平下降和出生率下降所造成的危险，“＇纳粹＇运动及其领导人的老化”，都意味着走下坡路的趋势那时就要开始。“今天，没有人知道1943…1945年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就是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如果元首现在还活着，至迟在1943…1945年，他的无可改变的决心就是要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正是在这一年份限制之内，由于抓住有利的意外事件，诸如法国的内讧或是法意之间的战争，军事行动的时间可以提前。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对他的司令官们说，欧洲局势中的一切因素目前都有利于进攻波兰。“对干我们来说，不难作出决定。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们只会有所得。我们的经济状况是这样的：由于各种局限性，我们不能支持到几年以上。”随着波兰的倾覆，力量顶点看来是明显的。“时间有利于我们的对手，”1939年11月23日希特勒说。“现在有一种力量关系，它对我们永远不能比现在更为有利，而只能恶化下去。……今天我们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优势。”也许这正是希特勒政策的缺陷，根据其自身的原则，在利用有利机会与等待德国力量的集聚超过其敌人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表现出愈来愈倾向于前者，长期以来他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形成了一种习惯而且使他的判断的敏锐性减弱，而赌注加倍的趋势则是一种充满动力的政策所固有。

一个侵略性国家往往独立行动，除了根据自己的条件，它对于同其他国家实行合作总是谨慎小心的；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就是双边性的，而非多边性的。“为君之道，以不受制于人为上策。”象拿破仑一样，希持勒的目的是同每一个国家单独打交道，而且避免全面谈判。他对哈利法克斯说：“他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会谈的狂热敌人。他决不让自己被那些认为每三个月就该有次会谈的政治家们拉进这种程序中去。”德国退出国际联盟是他外交行动合乎逻辑的开始；他不可避免地走向毁弃洛迦诺条约；除了他自己发起的以外，他拒绝参加任何别的多边协议。

但是，政策的独立性一旦获得成功立刻吸引了合伙人和清道夫，这就正面提出了问题，怎样才能妥善处理这些关系。自1936年德国分别同意大利缔结轴心条约，同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公约以来，这一问题就是德国政策所关心的一件事。意大利是最密切的合伙人，但是希特勒每当合适的时候，就不管它而独立行动起来。1937年9月25日，齐亚诺在访问柏林期间提议，德日条约与意大利人正同东京谈判中的类似条约融合为一。牛赖特说，三边协议并不需要，同日本保持双边协议则是比较可取的。一个月之后，德国已改变了政策，由它采取主动。里宾特洛甫鉴于他去伦敦的使命失败，不能把英国吸引到反共轨道上来，便到罗马去迫使意大利依附反共产国际公约。但是据霍斯巴赫备忘录的记载，希特勒在1937年11月5日的侵略计划中并不存在同意大利合作的问题。

我们进攻捷克人和奥地利的时间必须取决于英法意战争的进程。……元首的思想中也没有同意大利的军事协定，但是在保持独立行动的同时，想要利用这个时不再来的有利形势，开始对捷克的战役并将其进行到底。

德国将自行其是。这是第二年夏天计划征服捷克斯洛伐克所依据的原则中的第一条德国没有承担义务参加任何会导致德国自动卷入好战的外国冲突之中的军事联盟。按照我自己的自由决定来解决捷克问题，这仍然是我政治意图中的当务之急。

轴心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大伙伴的独立性，而在1939年3月危机中表现得最为蛮横。“轴心的作用只有利于轴心的一部分，这部分往往占优势，而且完全自主地行动，很少考虑到我们”。

同样的原则指导着希特勒对他的小走狗的指挥。对波兰甜言蜜语让它充当这一角色，直到时机来到把它转变成为牺牲品为止。对匈牙利的控制要比意大利来得巧妙。它作为东欧次要的主宰民族，是德国传统的盟国；它是比意大利弱小的国家，作为合伙人或是作为独立的部分，对德国来说都不太为难。希特勒始终可以告诉它，他不需要它的合作，但是除非它实行合作，否则就分不到残羹剩饭。1938年8月23日，伊姆雷迪访问希特勒的时候，讨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问题，他感到十分宽慰的是，元首对他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不需要匈牙利的任何协助。他本人也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凡是想到餐桌上来的人至少要去帮厨。如果匈牙利希望同总参谋部对话，他没有异议。

五个月以后，希特勒同恰基谈话的时候，把德国及其伙伴比作足球队。关于慕尼黑这个比喻是恰当的，在那时希特勒放纵了它们的许多欲望，协调它们之间的联系，却没有受到那些不受他直接控制的国家的损害。到1939年3月，这个体系有所变化；匈牙利被更紧密地纳入了德国的轨道，而波兰却已陷于合作与敌对之间的中立而软弱的境地。

希特勒外交的最重要和最明显的特点是对别国实行政治渗透和心理麻痹以及激起革命动乱。欧洲历史以前的时代，战争与和平的分界线已变得模糊不清和难以分辨；在宗教战争中菲利普二世占优势的时期尤其如此，这是另一个狂热和群众忿激的时期。希特勒的政策设想和利用了这种外交上的一片混沌。这是从布尔什维克那里接受的另一份财产，他们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摇篮时期就宣布“不战不和”来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宣而战，即“那种宣传同政治军事威胁缠绕在一起的卓越的极权主义德国式战役——战争仅仅是政策的继续——加上经济压力和最充分地利用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存在”，是从纳粹革命以来欧洲的实况，并终致取得1938…1939年的巨大成就。随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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