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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9部分（第1页）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代表英国发言。他指出，1936年条约在其1956年期满之前，只有经过双方同意才能法律上加以修改。埃及的论据说，由于轴心国对和平的威胁已不存在，签订条约时的那种环境也就有了变化，从而应当适用事过境迁原则，可是这原则在任何国际法庭中都是不会得到支持的。关于把英国军队驻在埃及说成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那种提法，正是埃及所引用的1946年12月14日决议的文句，把“条约中自愿和公开表述的”同意一方军队驻在另一方领土之上一事作为例外情况，“。。与宪章并不抵触”。他引用了一系列的话，证明1936年条约在埃及几乎是受到一致欢迎的；条约神圣也是国际法的一项首要原则。他的政府以“最同情的态度”来看待埃及修改该条约的要求，并提出在合理的条件下从埃及撤出英国军队。贝文一西德基协定没有生效，“只是由于一个原因，即埃及不准备将来给予苏丹人民以自决权利，亦即埃及为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人所力争的那种权利”。

8月11日，当安全理事会继续就这个问题开会时，努克拉希首先被邀发言。他把卡多根5日的发言说成是“为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而作的一份肆无忌惮的辩护词”。卡多根则在答复中再一次宣称，英国之所以抓住1936年条约不放，只是因为埃及借口苏丹议定书问题否决了贝文一西德基草案的缘故。

＇他说＇努克拉希帕夏回答说，安全理事会决不应受到“双方法律上种种权利问题的阻挠”。“不管条约不条约”，安全理事会应该一律照章办事。一旦缔约的一方说它对所承担的义务不满，以致宁肯使其人民制造对和平的威胁而不肯再继续承担这些义务时，安全理事会就应该把条约所规定的种种权利问题丢在一边。那些蓄意要达到他们的愿望的埃及政治家们，一直不断地煽起反对这个条约的情绪。如果存在着任何对和平的威胁的话，正在制造对和平威胁的，正是这些埃及政治家。

这时，讨论已进入一般性辩论的阶段。

波兰代表发表意见说，安全理事会不应该由于本问题的法律规定方面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一个“就其宗旨来说已经过了时，而就其目的来说已经实现了”的条约，对一个成员国的“正当的民族愿望”和主权是起了障碍的作用的。在关于英国军队“立即、完全和无条件”地从埃及和苏丹撇出一事上，波兰将支持埃及的要求，不过目前尚提不出有关“自治政府和自由政治机构的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后者则应是联合国在苏丹问题上的首要目标。

俄国代表葛罗米柯发表了同样的意见。

8月20日，巴西代表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建议双方“恢复直接谈判，如果谈判失败，则就双方自行选定的其他和平方式以达成一项解决争端的方案”。中国（国民党人）代表建议在该决议草案序文中增加一段，说明英国已部分地从埃及撤出了它的军队，并且准备谈判全部撤出的问题；他还补充说：“我不能理解本安全理事会怎么能够成为安排剥夺苏丹人民这种自决权的集会，而这种启决权正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础。”美国、法国和比利时的代表支持巴西的建议，该建议认为卡多根所提出的那一项要求，可以把1936年条约的效力问题提交国际法庭来裁决。

但是，努克拉希把巴西的提案看作是“逃避’安全理事会“主要责任”的遁词而加以拒绝：对于英国根据1882年“侵略”的那种“原始罪恶”所提出来的主张，埃及都不予以任何特殊考虑。他同样也拒绝了澳大利亚所提出的，在影响苏丹人前途的情况下应与苏丹人进行协商的部项修正案：努克拉希坚持说，埃及政府“将通过协商办法来解决苏丹前途问题，但不是同英国协商，不是同那些被英国的占领束缚住手脚的苏丹人协商，而是同那些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的苏丹人协商。在这件事上，联合王国是没有份的，而且我们也不准备同它谈”。他冠冕堂皇地说了一大套：“我们将不背弃苏丹人。我们将不惜一切来保护他们不受一个外来的、陌生的帝国主义者的侵犯，使他们不致陷入到被奴役人民的洪流中无法自拔。。我们更不会拿苏丹人民的前途作交易。”他的这些话丝毫不曾消除安全理事会所得到的那种不良印象一一即（正如卡多根所强调那样）“苏丹自决的全权。。显然埃及政府是不承认的”。

法国同埃及的关系近来也变得紧张起来了。这是由于埃及未经法国许可就派了一艘辅助舰带着谷物去救济突尼斯的灾荒，以及由于埃及让摩洛哥人穆罕默德·阿卜德·卡里姆（阿卜德·克里姆）到埃及来避难一他是在被流放二十多年后从被押往法国去的船上逃到埃及国土上的。因此，法国代表也相应地把努克拉希废弃1936年条约一事同战前纳粹废弃条约各事相提并论：“每次希特勒发动侵略总要先发表一项声明，宣称几年前或几月前签订的条约。。现在是毫无用处了，是个时代的错误，是与历史发展趋势相抵触的。”对此，努克拉希则回答说：“没有任何法律文件能够拉住历史的潮流。在短短的十一年中，1936年条约早已失去它的生命力。事实已经剥夺了它的任何有效的发言权。今天它正象一个幽灵，踽踽而行：它只是作为过去海盗时期的一个遗迹而存留下来，但这却是这个世界正在试图忘掉的东西。”

当巴西提案提交表决时，出乎意外地以一票之差没有获得必要的七票：波兰投票反对，哥伦比亚的代表认为巴西提案太宽和太笼统，宣布打算在表决后提出一项新的建议，终于加入了那些弃权国家的行列（苏联、联合王国和叙利亚）。但是对于哥伦比亚准备提出的这项新建议只有五个支持者。澳大利亚的修正案，表示相信恢复谈判在早日撤军“以及解决其他争端方面”将能取得成果，也只有四个支持者。支持中国的决议案的则不过两票，而且该决议案还受到卡多根的反对，因为看来它把撤军问题摆在其他问题之上了。由于再没有其他建议提出来，安全理事会遂于9月10日体会，仍旧把埃及问题留在议程上没有解决。

埃及政府的基本主张是：只有在符合事过境迁原则的条件下，它在一个协定上的签字才有约束力。但它的这项主张遭到拒绝这件事，对于埃及公众来说，犹如当头一棒，而且有些地方的反应也越出了常轨。开罗的巴西公使馆收到“埃及恐怖分子协会”的一封信，索取五百万英镑作为巴西在安全理事会提出议案的“失礼行为”的赔偿，并且于8月28—29日夜间在公使馆外爆炸了两颗小炸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中国和比利时的侨民也收到了威胁信，然而苏联却被吹捧成了埃及的朋友。与此同时，《泰晤土报》驻开罗记者1947年11月5日报道说：

一家流通根广的报纸曾说，英国为了给重新占领埃及城市作辩护，未必不想在这里制造反对外国人的种种暴行。另一个刊物。。控诉英国有计划地屠杀印度的部落。。公布了一些伪造的文件，企图以此损害这里的英国当局的信誉。。当上月开罗附近发生霍乱的时候。几家主要的报纸立即把它的起源归之于运河区的英国军营，虽然在那里连一个病例也投有发现。

第四节　英埃购政谈判，1947　年

同时，在1947年2月中，英埃代表对于在埃及的英镑结存问题，开始了初步的谈判。这部分结存到埃及银行中的英镑，是在战争期间积累起来的。

那时埃及从英国买不到什么货物，大部分英镑用不掉，而另一方面，那时英国驻在埃及和苏丹的军队则需要大量的埃及货币来偿付当地的劳动力、各种劳务和供应品。因此，在战争结束时，埃及结存了“大量英镑。但所有的供应都非常匮乏。。虽然消费品的供应还算很快地跟了上来，但生产物资在战后许多年中仍旧短缺”。所以，埃及舆论一致希望把这笔英镑资产（据1946年财政部所作的调查，总数约为四亿五千万埃镑）用货物折算，以资保值。

英国政府在1945年1月1日至1947年7月15日期间，向作为英镑区成员国的埃及拔出了价值三千零四十四万埃镑的外汇，因为根据1945年的英美财政协定的条款，所有新增加的英镑结存，都可以自由兑换成其他各国的货币。

战后，英国竭力向那些它能够拿到外汇或买到原料的国家出口。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怀着一种帝国主义者的偏见，反对向前“殖民地”国家“无报偿地”进行出口一例如在战时积累了大量英镑债权的埃及和印度，特别是后者。英国的论据是，这些债务的数量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战时纵容了通货膨胀的泛滥而被不切实际地扩大了，因而就应当把该数量削减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另一方面，英国所指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则认为，在他们现在真正需要生产和消费物资的时候，不应借口通货膨胀而叫他们吃亏，因为通货之所以膨胀大部分是由于战时英国需要他们的货币而又无力提供货物两事造成的。反对党领袖温斯顿·丘吉尔为英国提出了一个更为激烈的论点，说是应该对这些国家的英镑资产提出一项“反诉”，因为英国在故争期间是从“侵略和征服的种种恐怖和屈辱”中把这些债权国家救了出来的。他宣称曾经在战时联合政府的同事中间透露过这种想法，但是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当时没有向那些英镑债权日益增加的国家提出这种倒打一耙的要求。事实上，掌握在银行和商业公司手中的这部分资产，比之掌握在各个政府手中的那部分，数量上要大得多。

当正式谈判于1947年6月6日在伦敦开始的时候，按照财政大臣后来在下院的讲法，他本人曾“劝埃及代表提出全部或部分取消这笔战争债务的建议，因为这笔债务是我们为了保卫埃及，用生命和财产的昂贵代价，在进行战争中欠下的”。埃及代表则提出一项反建议：要求英国在四到五年内用黄金担保纸币的发行；让出苏伊士运河公司和在其他埃及企业中的英国股份——象英国最近让出其在阿根廷的资产那样；以及保证英镑不贬值。接着就是激烈地讨价还价。埃及代表团终于推迟他们打算离境的日期，到6月30日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英国政府“冻结”“二号帐户”中的埃及的大部分英镑结存，规定不能提取，便可用来作为投资和再投资（其总数当时估计为三亿五千六百万英镑），作为对埃及的补偿，英国将以外汇在任何货币地区自由支付一号帐户中的下列款项：

（一）埃及在联合王国银行中已核实的存款，估计约二千二百万英镑；

（二）1947年下半年英国应偿付的八百万英镑；

（三）一千二百万英镑作为弥补埃及支付手段暂时短缺时的平衡基金；

（四）埃及将来的全部英镑收入。

埃及代表团团长宣布，7月15日起薪的英镑收入可以自由兑换时，埃及就不再是英镑区的成员了。在埃及人眼中，这种同英国财政上的联系，在埃及准备要求安全理英埃同盟无效的时候，事实上是很讨厌的。埃及。：人感到，一旦摆脱了英镑区，从美国搞到借款的机会就更大。

3月，美国已经根据杜鲁门主义来帮助希腊和土耳其了。但是，从7月15日以来的六个星期内，这种自由兑换造成了英国所持有的黄金和美元严重外流，迫使英国政府停止了埃及和其他持有英镑的国家在一号帐户中的自由兑换，并规定这个户头下的此类结存，只能用于英镑区以及与其他国家的英镑往来方面。对此，埃及政府提此了强烈的抗议，因为事实上埃及在这六个星期期间并不曾把其一号帐户名下多下来的那部分英镑结余兑换成美元。但是英国政府坚持不变。埃及不得不满足于再在1948年1月5日同英国重新签订一项新的协议。在该协议中，英国作了如下让步。

（一）让埃及再从一号帐户中兑换六百二十五万英镑的美元外汇；

（二）埃及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银行以黄金提供相当于四百万美元的基金；

（三）在1948年中，从上述未兑换成美元的那部分英镑结余中，拨出二千一百万英镑转入现在已受限制的一号帐户名下；并再拨出一千一百万英镑作平衡基金。

第五节　英埃苏丹的宪政发展，1947—1948年

人们都记得，1944年设立的北苏丹谘询会议虽然受到亲埃政党一贯的抵制，却受到独立阵线的欢迎。后者希望通过同现在英国控制下的苏丹政府合作来获得自治。无论如何，它把谘询会议看成了达到其自标的垫139脚石。

根据它的要求，总督在1946年设立了一个苏丹人占大多数的行政会议，来进一步考虑促进宪政的问题，并且在1947年7月29日，即埃及在安全理事会控诉英国之前仅仅一个星期，罗伯特，豪爵士就批准了该会议的下述建议：

由代表全国（包括大多不信教和不讲阿拉伯语的南部）的、多数代表是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来代替现在的谘询会议；立法会议委任六个苏丹人为副部长，他们同内政部长、司法部长、财政部长、总司令以及总督提名的两个人员，共同组成十二个成员的总督行政委员会。这个建设及时提交给了英国和埃及政府。英国政府接受了，但埃及政府却于11月25日提出了如下的反建议：在该行政妥员会上应有埃及代表；立即给予全国人民全部选举权，而不是象建议论为的那样：给予有限制的选举权将会更适合于许多地方文肓仍占多数的民众；保留给总督的种种广泛权力应大加缩减，而立法会议的权力应予扩大，但埃及政府则应保留其否决权。

1948年1月9日《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说：看来，埃及的这些建议景代表了一种企图，那就是出价比英国高，争取把那些热中于抓到一部分当前政治权力的苏丹人拉过来支持埃及，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肯定说这些建议就是出于为了整个国家的最大利益。在南部的部落地区取得代议制的某些经验之前，为他们讲话的人不可能单纯地通过选举制度就遴选得出来，也许最好是由分正的官员加以推荐。即使如此，扩大建议中的立法会议的权力一事也是值得研究商榷的，除非立法会议的成员事实上是整个国家的代表而不仅仅是城市受过教育的阶级的代表。因此，埃及必须说服英国和苏丹双方，使它们相信埃及是真心实意希望苏丹人民负起行政管理责任的。

1948年1月，英国政府建议埃及政府任命英埃双方有关宪政实施问题的非官方权威人士，在与苏丹政府专家协商下，以有代表性的苏丹人士意见作为参考，来研究苏丹政府的建议。但是，埃及报纸则以子在苏丹建立专政的阴谋”之类的种种标题来对待该建议的发表。埃及内阁并于3月1日一致否决了该建议。3月9日，据报道说，北苏丹谘询会议讨论了有关该立法会议和行政委员会的法令幕案后，一致建议苏丹政府应使这项立法尽早生效。

在5月初，埃及政府收到英国政府的新建议（认为满意。5月10日，建立了一个以埃及外交大臣（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哈沙巴）和英国大使为首的英埃委员会，来审查苏丹的宪政改革问题。在三个星期内，他们就下列各点达成了协议，

（一）英埃的苏丹委员会监督苏丹人逐步建立自治政府；

（二）英埃委员会监督立法会议的选举；

（三）从在苏丹任职的埃及官员中间提名两个埃及人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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