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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2部分（第2页）

（五）归真（金丹）

炼神后期，日时足以，行功周天火候，只要心息相依，自然运用，不可唱筹量沙，刻意追求。小周天功成后，便可得玉液还丹，补足后天破漏亏损，复归童真之体。此乃归真之境。

（六）空灵

待归真期后，功满大周天，行足周天火候，填回先天乾坤之位，于凝神大定之中，勃然机发，玄关一窍大开，顿觉虚灵空朗，进入齐天地、泯人我、混混冥冥的境界。此乃乾坤交靖之境。

（七）元婴（元婴）

须洗心涤虑、绵密寂照、常定常觉，如龙养珠，如鸡抱卵，暖气不绝，始得灵胎日渐坚固，天长日久，放能神全胎化。此乃胎婴之境。

（八）移神（分神出窍）

元婴阳神能超越时空障碍，透金穿石，隐显随心。达到移神之境，便可分神出窍，使得阳神tuo体而出，终得阳神之精炼。此乃移神出窍之境

（九）出尘（合体）

要居尘出尘，须入尘磨炼，静以养慧，动以炼慧。法惟冥心寂定，诀在一“诚”字，诚于静者神自明，诚于动者性自彻，天下无撇不下之凡情，无识不破之物理，乃由诚而明之性功。此乃通天出尘之境。

（十）还虚

具神通后，不可常动不还、用慧神疲，更应于群动之中。独抱静观自得之趣，一如得鱼而忘荃，行物我无间的还虚功夫。便进一步，粉碎虚空，真幻两忘，道合自然，神证太虚，与天地同其阖辟循环，浑化与无垠，动与天俱，静与天游，则为天仙还虚合道之境。

（十一）天人及是天人合一，斩心魔，证大道，道家小圆满之境。

（十二）混天意为“混天”，以人之力可抗整个天地，六界之内，哪里都可去得，便是混天。也是道家大圆满的境界。

正邪宗派设定

神州正道三教、五宗、八派

三教：正一教（鹤鸣山）、太一教（闾山）、道德教（老华山）

五宗：正一宗（中岳河南嵩山）、南宗（南岳湖南衡山）、北宗（北岳山西恒山）、真大宗（东岳山东泰山）、太一宗（西岳陕西华山）、

八派：道德派（yu霞山）、先天派（武当山）、灵宝派（青辰山）、少阳派（霍山）、清微派（峨嵋山）、净明派（遇山）、玉堂派（随山）、天心派（崂山）

神州邪道一门、两宗

一门：万妖门

两宗：魔宗、邪宗

道教形成于东汉的中后期。它之所以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所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思想渊源，并经长期的酝酿和积累的必然结果。

历史背景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由战国进入秦汉时代，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发达的领先地位。但是，秦汉的社会发展，又受到封建生产方式的制约，呈现时起时伏的波浪式延展的趋势。即使在秦汉鼎盛时期，社会矛盾也很尖锐。在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土地兼并也日益加剧，使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囚徒）半道，断狱岁以千数‘。①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突出，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也日益增多。封建统治者如何对付农民的反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秦王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实行严刑峻法，仅凭**以加强其统治，又迷信神仙方士，大搞鬼神祠祀，梦想由一世至万世，但却转瞬之间即为农民大起义的怒涛所覆灭，从而震撼了整个地主阶级，迫使继起的汉王朝统治者不得不从中吸取教训，结合实际，重新调整其所谓‘治国理民‘的理论和策略，实行约法省jin与清静无为相结合的‘黄老政治‘，以安定社会秩序。于是，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汉武帝即位之后，他凭借几代经营积蓄起来的雄厚资财，连续发起反击北方匈奴的侵扰和开拓西南疆域的大规模战争，扩大和巩固了边防阵地。中国封建社会，处于空前强盛时期。但同时却‘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蓄）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②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愈来愈尖锐。到武帝晚年，‘郡国盗贼群起‘，③农民纷纷起义。‘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④

西汉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便由盛而衰，最后终于灭亡。光武虽号中兴，但这个东汉王朝却是建立在农民起义的火山上的，只有光武、明帝和章帝三代，社会稍为安定。

从和帝开始，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势力迅速膨胀，并在政治上逐步形成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彼此争夺政治权力，把持朝政；地方官吏则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东汉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和黑暗，整个社会一直动荡不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特别是在外戚、宦官两大集团激烈争夺政权的过程中，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广大农民丧失土地后，一部分沦为依附豪强地主的佃农或雇佣，受着极其残酷的剥削，更多的农民则变成无家可归、辗转道路的流民，处境尤其悲惨，被迫起为‘盗贼‘，甚至出现‘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籋相视分裂‘⑤等目不忍睹的悲惨景象。加以当时自然灾害频仍，疫病流行，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造民深重苦难的现实世界，是宗教赖以滋生的气候和土壤。一方面，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摆tuo秦王朝的奴役之后，又受到新建的汉王朝日益沉重的压榨而痛苦不堪。但他们当时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局限，生产规模小，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知识十分贫乏，人民群众既无法避免、也无法理解封建压迫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社会不平与人世苦难的根源，他们渴望摆tuo苦难，而又找不到出路。

因此往往幻想有一种超人间的力量来伸张正义，并帮助他们改善处境，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神灵的护皊上。这是产生宗教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在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也极力企图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反抗的意志，宣扬君权神授，借以消弭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人民抗争的风暴，同时也希望宗教成为他们统治的后盾，祈求‘长治久安‘和个人的福寿康宁。在上列两种条件下，宗教的产生，就成了客观的社会需要。

第二，汉代统治思想的宗教化，也直接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秦王朝的覆灭，bao露了单靠严刑峻法和，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治国安民。汉初奉行黄老之术，虽然使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也未能防止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发展，以致到汉武帝时，又面临‘盗贼群起‘、农民以暴力反抗官府的事件‘不可胜数‘的严重社会问题。为了在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中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鉴于历史上‘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⑥的经验，企图借助鬼神的威力，加强‘文武并用‘的‘长久之术‘，以使黎民百姓成为规规矩矩的顺民。

《淮南子》明确主张‘因鬼神为禨祥，而为之立jin‘，‘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⑦

汉武帝更是身体力行，他即位之后，‘尤敬鬼神之相‘，⑧重用神仙方士，大搞祠神求仙活动。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神权维护皇权的需要，董仲舒的宗天神学也应运而生。他援引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体系，把‘天‘说成是有意志、有目的、能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具有无上的权威，是‘百神之大君‘。⑨认为自然界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吉凶祸福，都是由这个‘大君‘的意志所决定的。而帝王则是‘承天意以从事‘。⑩当帝王的行为体现了天意，积善累德，天就降符瑞任命他、嘉奖他；当帝王违反了天的意志，有了过失，天就降灾异警告他，让他改过；如果屡告不改，就要受到天的惩罚。这种‘天人感应‘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善恶报应‘思想的表现，是宗教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为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宗天神学，纵贯于昭、宣、元、成、哀、平各代，在政治生活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一个宣扬‘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宗天神学家，而且还是神仙方术的鼓吹者。他在《春秋繁露》这一著作中，不仅以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儒家经义，而且还创造求雨、止雨仪式，登坛祈祷作法，集儒生、巫师、方士于一身。他将儒学加以宗教化，促使儒生与方士合流。以董仲舒为前导，在汉王朝的支持下，谶纬之学逐渐兴起。‘谶‘是一种假托神意制造的政治预言，‘诡为隐语，预决吉凶‘，⑾源出巫师和方士，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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