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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1页）

之后家长与陪祭视客人长幼，作揖相请。如年长，由家长与其作揖。如年幼，由陪祭与其作揖。

客人全部坐好后，唱礼：“提壶，上酒！”男家长给首次席满酒后，慢慢退到棚口。总管唱道：“家长行礼，作三揖。”全体客人起立。然后孝子行礼，按辈份儿前孙后，三叩头。首席应下来搀扶孝子。

这时，土工师傅手拿酒壶，来给首次及姑爷满酒，然后讨份赏钱。

村里有这个习俗，男女孝子不得坐在席上吃饭。

吃完饭后，总管宣布散席迁灵。陪祭点燃三柱香，交给主子家一名代表，敬香焚纸，与亡者最后告别。男孝子按顺序排列跪在灵前，女婿搀扶孝子。长男头顶烧纸盆，孙子拿引魂幡。

之后起程上路。

第二天完坟。

村里还有这么一个讲究，就是孝子到人家借东西时，一定要将身上的孝服孝帽脱下来，否则认为无理。人亡后七日为一祭，村里称过七，也叫做七：一七称头七，三七称散七，五七称满七，七七称尽七，也称断七。

逢二七，亡者子女要上坟。或在三岔路口焚烧呼唤，接引亡魂回家。三七四七，在灵位前设供，以香火纸烛水酒祭奠。五七为大七，村里人认为这日亡灵思乡念亲，要从另一个世界回来探望。因此，这日要供莲花与如意，俗语说：

亡男送莲花，

死女送如意。

百样都和顺，

先人升天去。

七七为尽七，孝子及亲朋均要上坟祭奠。村里人还有此说，如亡者有主子，出殡日不得定在三七之内，否则有轻视亡者主子之意。

遇七，村里人称犯七。就是指逢七之日，正巧碰上农历日为七和八的日子，称为犯七。村里人常说：倘若犯七，亡人不吉。这是说，亡人犯七，身逢大难，须生者帮助。就是将各色彩旗，裁成三角形状，粘成旗，如停灵在家，将此旗从灵棺插至坟地；如灵柩已葬，要从龙王庙或阎王庙插至坟地。

村里人办红白事宴，有关坐席的话题还有一说，就是人们平常说的捉鳖席。听老年人说，所谓的捉鳖席，就是棚客正中摆二张桌子，靠左面那张桌子的右手为正席，靠右面那张桌子的左手为次席，这就是捉鳖席。把正席摆在次席的位置上，把次席又摆在正席的位置上，遇上明白人，人家就不坐，主家也没有办法，谁让你摆这种席位？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仔细想来，这些礼节虽然烦琐，但万变不离其宗。山高挡不住太阳，人多说不过一个“理”字。又比如说，如果坐席不分主次，辈份不分高低，异辈之间相互称兄道弟，那将会是怎样一个社会？讲理的同时，更要讲礼，对祖先，对自己，对子孙，都是一种尊重。

村民礼义：称呼

礼义，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反映是很突出的，也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在称呼方面，那是极为严肃的一件事情。称呼得体，既可看出一个人的品德与修养，还可以从中折射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良好家风与威严的家教。反过来讲，异辈之间随意称呼，同辈之间不分大小，别人就会对你另眼看待。这里的另眼二字，也就是小看人或小瞧人的意思。

先说口语。

以前子称其父为“打”，或“打打”。有些文学作品里，则写“大”。这个“大”，村里人的读音有二个：一个取“小”的反义，读则“da”；另一个读音为“dei”；不知取义。前一个读音取义与现代无异，后一个读音为方言土语，意为父。

解放后，村民称其父，大都如此。即使在如今这个年代，也有为数不少的村民，仍然沿用着这种古老的称呼。祖父在世时，父亲就是这样称呼他老人家的。也有一小部分村民称其父为“爹爹”。由此可见，从小培养起来的口语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就好比一个人的性格，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毛病”。

记得我小时候刚会说话的时候，称父为“爸爸”。现在想起来，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父母都是从中专学校出来的文化人，接触的新生事物，自然要比村里人多些。因此，他们顺应社会发展，让我称父为“爸爸”，将这件事情列入“寺庄村之最”，我以为还是有充分理由的，也是十分有信心的。

子称其母，口语读音为：bai。取同音字代替，应该是：波。近代著名诗人公刘先生，年青时曾在我村附近的庄磨村下乡锻炼，他老人家根据读音，创造出这样一个字来，就是女字过来一个白字，取意为母。　还有另外一种称呼，如母亲称外祖母为：背呀。取意同母，读音为：biaya。

这是过去的事情。当然，现在村民也有这种习俗。但这种口语性的、习惯性的称呼，逐渐被全地球人所共认的“妈妈”取而代之。

父母称其子女，文明的称呼为儿或闺女。口语一般是直呼其名，这里的名有二个含义：一可以是大名；二可以是小名。

村民称其祖父，口语与现代无异。一般都是爷字复读。也有单称爷的，此为少数。

村民称其祖母，口语与现代有异。读音为：nienie。取意同祖母。现在小孩，大多数还是与历史同步，只有少数人称其为“奶奶”。这里的少数，单指生活在城市里的村民。

祖父祖母称孙或孙女，口语同父母称其子女一样，可直呼其大名，也可直呼其小名，以示疼爱与亲切。

称其父之兄长，口语同现代无异，为伯字复读。北京人则称为：大大。

称其父之嫂，口语为现代普通话“大”字复读。也有少数人称其为大妈或伯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