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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蒋介石到了楼上，叫人揭开死者的面巾，顷刻即叫盖上，他又惊又哀，很快下楼去了，陈训慈送蒋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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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和妻子回忆（1）

陈布雷之死，除了看透王朝末日，心力憔悴，确也是很大因素，有一些了解他的人，从另一角度也透露了一些秘密。程沧波在《重诉生平》一书中说：

“先生之死，不是看透人生的消极自杀，以求解脱；亦非有负领袖，有负党国，有亏职守，而一死以###迹的自弃的愚忠者之所为；更不是从政本非所愿而摆脱不了以死求一了百了；实在是抗战胜利后，大敌虽除，大患又起，而国人醉生梦死，因循苟安，触目心伤，中心抑郁，难乎自解。接近布雷先生的朋友，在他生前终想替他解忧。后来我深深明白，布雷先生的忧，是无法解除的。因为私忧可以解除，公忧是难于解除的。布雷先生终身之忧，不关个人的穷通利达，而终朝戚戚的，是天下国家之忧。他忧天下国家之忧，他忧领袖之忧。天下国家之忧无穷，领袖之忧亦无尽。仁人君子，又岂能有一日之欢？‘君子有终身之忧’，正是布雷先生一生的写照。他的忧时忧国，可绝不是消极与悲观。此在他许多遗书中可以窥见。”

陶希圣在《追念布雷先生》一文中说：“布雷先生死于自悲，而他的自悲，乃是爱国的热忱与忧国的伤感，郁结而成。他追随蒋先生20余年，从北伐到抗战，专心致志，为国家服务。他久已忘记了自己。他的思想无有不是为了蒋先生着想。他的筹划无事不是为了国家打算。他真是公而忘私，国而忘私。为什么他自悲而死呢？布雷先生的性格，是刚直而深于修养。布雷先生的行径是身居政治的中枢而心富客观的观察。他有深远的见解，坚定的主张，严正的批评，强烈的忧愤，但是这一切都郁结为自悲的情绪。布雷先生本于他20年的经历，看透了过去的一切，也就预见了当前的危机。他爱国的热忱，他忧国的伤感，两者郁结而为自悲的情绪，他毅然决然谢世人而去。党的分崩离析是布雷先生最伤心的一事。我们中国国民党在总裁蒋先生领导之下，25年的奋斗，其成败已与国家存亡结为一体而不可分。党的分崩离析就是国家的衰颓危殆。布雷先生谢世是整整一年了。投降主义者之多，失败主义者之盛，可伤可耻之现象，表现无遗。但是这些现象是党中久已蕴积的各种因素演成的结果。这些因素在一年以前，布雷先生早就看出来了。他临终一日的日记中，他对于党的团结问题，流露了忧愤的心境，也寄托了迫切的希望。在他自悲的情绪之中，这无疑是重要的成分。20年来，布雷先生深感蒋先生中心领导方针，决无错误。这点在他留给家族的信里说得非常正确。他临终的日记中，寄托希望于总裁蒋先生为中心的团结。但是他为国效忠、为抗战宣劳，已使他的心力体力‘油尽灯熄’，他不能再为总裁分劳分忧了。这一念把他的自悲情结强化到了顶点。于是布雷先生便谢世人而去了。”

陈布雷体质素弱，髫龄即患头痛。4岁时，“夏患痰厥，昏迷不省事者半日。女佣方氏调护甚至，及长犹仿佛忆之”。“七八岁以后，性行顽劣，体既弱，乃好戏侮弟妹，母常叱责之”。11岁从徐氏读，“以作课时间长，常思头痛发热，又不敢直告先生，即请假亦无效，退又不敢告母，每病作，悄悄登床自睡，明晨热亦自退，又上学如常，”这是陈布雷回忆中所记：“二十岁初秋，饮食不慎，致患痢甚剧，先由秉琳患此病，同学传染者三四人，均不久即愈，独余为最剧。入广济医院治疗一星期未愈，院医医术浅薄，态度傲慢而疏忽，院中设备及卫生均恶劣，臭虫满床席间，诘之尚不自承，愤极出院，迁居上城四明颐养庐。秉琳亦未愈，来同寓，最后请大哥友江山聂先生（亦谘议局议员）投中药数剂始愈，然已形销骨立矣。向学校请假归里养病，与朱清奇兄同舟归，以食蒸栗过多，归家又复发，又旬日而全愈，予之不谙卫生知识有如此者。在家养病匝月，索居读书，暇辄游田野间，生活闲适，病亦遂痊。侍予疾者五妹为最勤，而四姊调护饮食，尤尽心焉”。22岁夏，“杭浙高举行毕业试，身体受气候影响，颇不支”。25岁“依仁公弃养，独负家计，为最痛苦忧患之期，神经不安。37岁秋，恶寒恶热，患伤寒；有时谵语不绝，诊治休养两月始愈。44岁，自去年起，每值初夏，即患小疾，精神疲滞，心绪烦乱，往往因之失眠，今年更甚，请假服药调治约二十天始愈，盖体力渐衰矣”。46岁，“出席五全大会毕后，体力心力憔悴……积劳之余，加以烦闷，几于神经错乱，延医诊治，投剂服药亦无效力，请病假一月”。47岁10月，“忽患腹疾甚剧，精神疲倦，且患失眠，遂屏居养息”。48岁5月，“以数月积劳，在杭寓旅中忽患脑病甚剧，神思烦郁，夜则失眠，书则畏烦。回京至鼓楼医院检验身体，知贫血益甚，乃购肝脏制剂饮服且注射焉，疗养匝月，效果殊鲜”。1939年4月“身体精神，忽大感疲惫，竟日昏昏，作事无力，夜间又常失眠，且目眩手僵，病态百出，而骨痛腰酸，头脑晕重。赴北碚休养一月”。11月“旧疾又作，百般调治，终不见痊，且胃肠日见薄弱，人亦渐消瘦，精力年不如年”（以上均出自《陈布雷回忆》）。1942年养病成都凡三月。1946年还都南京，夏秋病象日增，健康日损，脑力益衰，其秘书蒋君章说：“布雷先生的健康，二十年来一向不很良好。他的病在医学上不知道是否叫做高度的神经衰弱，他自己叫做脑病。在我记忆中，每年春夏，都是先生健康不良的季节，尤其以胜利以后为然。每年春夏之间，他总觉得精神不佳，思虑无力，胃口也差，在容貌上表现出萎顿的样子。在这个时候，他本来非常温厚的性情，要比较的急躁些，本来很轻松和欢喜讲些笑话或遗闻轶事的，要比较沉默些”。

友人和妻子回忆（2）

陈夫人王允默女士说：“先夫子一生，诚可谓历尽艰辛。年十六而失恃，二十五而失怙，此一大家庭之重任，乃落于一身。时弟妹众多，皆未成立。宗族乡党诸事，俱待规划、继理。先夫子乃辞去教职，一意家居，日常琐细，无不躬亲料理。盖以此为自身责任所在，不容趋避，虽因此牺牲一己之精力事业，亦无所惜。其服务于新闻界及政界，此种强烈执着之责任观念，始于为其思虑决断之中心。而其健康之所以未能及时挽回，终至日趋衰病，此实亦原因之一也。”

张道藩陈布雷责任心强，虽然感到不舒服，但还不肯休息，直到不能再拖的时候，才作短期的告假。责任心迫使他希望早日恢复健康，如果过了假期的一半，而健康的进步不显著时，他的忧虑增加了，睡眠受影响了，健康的进步便益无希望了。1947年7月上庐山休养。越一周，至书蒋君章谓：“上山已七天，而脑力筋力之疲颓，曾不因接触大自然而恢复。至于体力不济，亦极可惊。出脂江路到传习学舍散步，一来回须两小时许。加以目光散漫，手腕颤痛，与三十四年夏季无异。现在上午只能略看闲书，下午僵卧，傍晚散步，夜间绝对不作事，十时即安排就寝。如此休养，尚且毫无效果，即写一封信，亦笔若千钧（连续写两函，即无力写第三函）。于是弟悟年力衰老之已难补救也。初离京时，只拟请假一月，如以七月八日起算，亦仅有两星期可住，因之甚为踌躇，预计非续假不可。故先以近况报兄”云云。函中并有“弟实深望此行能恢复健康，再可奋斗两年，以遂党员报国之愿，若照近日情形，实无此把握也”等语。陈布雷是“身在山林，心在廊庙”，虽在病假休养中，在给友人的信中，仍无时无刻不以“党国大事为念。党国多事，放心不下，健康很难恢复。”

陈布雷的好友张道藩回忆：“先生淡泊，与世无争。但政治场中，有些事情，书生是看不惯、听不惯的；书生既已从政，自然接触到看不惯的现象、听不惯的事情。心虽泰然，不免总有不快。先生生性不近政治，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以为不数月即辞归。民国十六年在京任中央党部书记长，谓‘平昔期待于革命者至深，今以事实与理想相印证，乃觉党内意见纷歧，基础殊未稳固，念国劳之危殆，忧革命之多艰，常忽忽不乐’。民国十八年‘春，出席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事先曾提议党龄不满三年不得当选中委，以绝幸进之风，以保持党的纯粹性。主席团恐引起争议，未予提出。当选后请辞，以无先例，未许。深忧此后将以争竞地位而多事，心戚戚焉’”。张道藩说：“布雷先生对于功名富贵之淡泊，为人所共知。当民国十八年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布雷、公展两先生及道藩同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吾等非常惶悚，盖当时中委名额甚少，名位亦重，布雷先生认为吾等不应占此名额，且以为不任中委则事无大小皆可担任，更易于报效党国，乃由布雷先生面请介公转达主席团，准予放弃，另补他人。后虽以事无前例，未获允准，但由此一事，足知先生之淡泊于名位及其让德之可风，早在廿年前已昭示于朋侪，更足证其从政廿年来，只求努力报效党国不计名位非偶然了。二十年二月，约法问题起，先生‘深为本党前途忧之，更有感于党人先进者意气之盛，执政当局负责之难，益视政治生活为畏途’。民国廿四年夏先生随侍领袖于成都，‘是时京中政象，以蒋公出外日多，渐有纷纭轧砾之象。行政院与监察、司法各院间，颇多龃龉，赖叶楚伧秘书长弥缝调节其间，勉克相安而已。朱骝先、罗志希、徐可均、萧青萍诸人均曾来川，有所报告。均劝彼等以大敌在前，宜尽祛虑，既信任领袖，即应信领袖所信任之人，毋意毋必，共度艰难’。是年十一月五全大会毕后，先生‘体力心力交疲，兼以党政机构改组以后，人事接洽，甚感纷纭，一部分同志，不明蒋公意志，动辄以安置亲厚者争先，而曾不计办事之效率。中政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尤为不易安排。积劳之余，加以烦闷，几于神经错乱，遇事焦躁不能自抑，客座中常出言不逊，事后追悔，旋又犯之，延医诊视，投剂服药亦无效力，不得已以书白蒋公，告病体不支，覆准病假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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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和妻子回忆（3）

陈布雷的秘书和副官回忆：“先生用笔多，笔底均关乎国家大计，考虑周详，思虑深刻，用脑呕心，为党国、为领袖尽心尽力，身心憔悴，常患失眠，须服安眠药片。药箱有五颜六色各种药瓶，装着各色各样安眠剂。夜十一时以后，先吃两颗，精神反觉旺盛，或办公事、写文章或与人谈话。至就寝时，加吃两片或三片，方能睡两小时，至多四小时就起床。”左舜生说：“布雷体弱多病，生活尤为清苦。忆胜利后某次，渠由沪回京，余适与之同车。见其精神萎顿，因问近来身体如何？渠回答：‘我这个身体，好比一部机器，实已用到不能再用。从前偶然修理修理，也还照常可以开动，现在确已到了修理也无法修理的时候了’。言下不胜慨然。”

张道藩追忆说：“两年以前，先母弃养以后，国难家愁，交相逼迫，加以病魔缠身，致精神极度衰弱，生气毫无。某晚深夜与布雷先生长谈，灰心之余，曾有轻生之语。布雷先生闻之正色曰：‘你是否尚认为你是总裁的忠实信徒？’我答曰‘当然’。布雷先生复曰：‘你知道总裁对于自杀的人见解如何？’我答：“总裁当然认为是一种不应该有的怯儒行为’。布雷先生即曰：‘你平素是很勇敢坚强的，为什么现在要有这种念头？我的精神身体大不如你，我过去偶尔亦有此种念头，但一想到如此做了不特示弱于人，倘身后世人发生种种无聊的误会，岂非于公家有害。因此我也只好再鼓勇气生活下去，以求尽一己所能，为对党国求贡献，听总裁之驱使。你正当盛年，应善排遣，善自保养，精神身体，自会早日恢复，为党国应作之事甚多，千万毋作轻生之想……’。此当头一棒，使我省悟。自此以后，又经其多次温婉劝导，我乃消除轻生之念，且数月之后，对于一切事，兴趣渐增，仍复能继续工作。布雷先生长逝之日，我正在沪，初于晚报见此消息，惊疑众生，与程沧波兄通电话后始知无误，悲痛之余，深自悔恨。盖布雷先生曾以理智情感使我泯轻生之念，倘我事先知渠将如此结束生命，若能以其劝我者反婉劝之，至少或可缓其死。今读其遗书，屡以轻生之不该而自疚，足见其非精神身体衰弱已至其所谓油干灯尽不能再图自效之境，绝对不致如此了却生命，更足见其死前种种顾虑之苦痛。”

陈夫人王允默女士说：“今年夏季，先夫子体弱过度，养疴庐山。一日小坐闲谈，道及近来健康情形，偶谓：‘先妣谢世之日，年三十九；先考见背，则四十九。吾今年五十九，较先人之寿已长矣’。不料当时无意一言，竟成谶语，今日思之，悲痛曷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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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后，周宏涛的一段口述（1）

陈布雷为什么会自杀？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2003年9月15日有一段口述正式出版。周把陈布雷自杀前的国民党经济和军事失败背景以及美方对蒋介石的不信任和桂系白崇禧的拆台，蒋介石可能下台的情况讲得很清楚，可以参考。

局势危殆

东北告急，但是各报往往报喜不报忧。十月二十三日这天，报纸大篇幅报道国军平绥大捷，北平这里却已人心浮动，我不禁忧心忡忡。在北平没事，身边也没书，晚上我拜访一位当地情治官官员，向他借书看，顺便听听邯郸的中共广播，播出声音之清晰不亚于中央电台，令我心惊。午夜时分返回住处，就接到外交部刘次长来电说，美国准备发布撤退平津侨民的声明。此举势将更影响动荡中的政局，心头的忧虑更为加深了。

二十四日，翁文灏院长来见蒋公，商谈美国撤侨之事。由于兹事体大，会影响民心士气，蒋公当即要我准备三份电稿，一是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是给驻美大使顾维钧；第三则电稿则是给外交部长王世杰。给司徒大使的内容是我政府会竭力保卫平律的安全，请美方不要宣布撤侨；给顾大使的信则是嘱咐他向美国副国务卿洽商，请美方撤销撤侨声明；至于王外长虽然目前人在法国，还是嘱咐他与马歇尔恳谈中美合作之事。

第二天，蒋夫人的秘书来电说，美国撤侨之事已无问题，他们不会公开宣布了。由于早上也接到司徒大使同样讯息的复电，我马上向蒋公报告。

另有消息传来，一些美国参众议员在美国力主援华，却是以各省为对象进行援助。这摆明是对我中央政府不信任。如此援助势必引起各方山头势力割据局面，蒋公立即致电顾维钧，嘱咐应设法打消美国这种构想。

气候严寒，室内温度低到无法做事，然而还比不上心绪的低落。这天在军事方面传过来的消息是，廖耀湘兵团越过新立屯后，深夜十时与###在黑山一带接战，但被###十四个纵队以上的兵力包围，兵团的退路被断，奉命回到沈阳守备。到了二十八日，廖兵团虽大致完整，但是武器装备损失殆尽。可以说，自从长春守军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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