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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物质匮乏时期，那时购买所有的商品似乎都要凭票证，买米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买日用品要商品供应证，唯独生儿育女无需凭证，没有准生证这一说。于是，在这间小屋里，弟弟妹妹们像雨后春笋般来到人间，全家从五人增加到九人。三代九口人，住在一间10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挤在两张床上睡，随着孩子们年龄逐渐增大，这种状况越来越难维持下去。

于是父亲想出了个床上搭床的办法。在父母睡的大床上面，用绳子掉着一张竹板床，悬在半空中的这张竹板床，成了我生平第一张可以单独享用的床。这床类似于火车硬卧的中铺，大床应该算是下铺，用木板搭建放杂物的搁层算是上铺，但上上下下远没有硬卧方便。熄灯睡觉后，假如我突然想拉屎拉尿，先要叫醒奶奶，她坐起身来，划着火柴，点亮油灯。我在灯光照耀下，才能起床，看准大床上的空隙处下脚，悄悄走下大床，落在地面上，走到床角落去方便。如果没有灯光照亮，很可能会踩到大床上的人。好在我从小就养成了“睡前一泡尿，睡觉不拉尿”的好习惯，一般夜间不会惊动别人。

更令我烦恼甚至痛苦的是，睡在悬空的竹板床上，只要稍微一动，就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这响声在夜深人静时被放大。

而此时的我正处在青春发育期，灵与肉的躁动令人不安。往往一觉醒来，便会胡思乱想，朦胧中意识萌发，热血上涌，身体膨胀，禁不住会辗转反侧。于是，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响起，是那样刺耳，那样令人难堪，仿佛是在宣告着什么。我像个怕被人发现的小偷，赶紧停住了响动。

然而，压抑着的欲望像潮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青春的火苗越烧越旺，难以扑灭，又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响起，我的理智在黑暗中哭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是在“动”与“静”这矛盾的焦灼中度过的，我不知道饱受过多少次灵与肉搏斗的煎熬。

我们兄妹六人像一群挤在小窝里的雏燕，终于渐渐长硬了翅膀，相继飞上了天空。我们先后考入了师范学校、工艺学校、卫生学校、共大总校……在广阔的天地间奋飞。离开塔下小屋至今已经40年了，我对它的那份特殊情感却挥之不去，越陈越香。尽管我到过西安的大雁塔杭卅的六和塔，然而，故乡绳金塔那金色的塔顶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那样耀眼、那样壮观；尽管我住过两室一厅三室两厅，然而，当年从两块明瓦中照进来的那一束光柱在我的意识里，永远是那样明亮、那样温馨；尽管我吃过龙虾宴鲍鱼宴，然而，塔下小屋过年时母亲用鸡汤、藕粉、肉丁、豆腐丁、红白萝卜丁做成的糊羹，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那样鲜美、那样难忘。

（全文完）　。。

嬷嬷

一

按照老家山背村的传统习惯，我们一直把祖母叫做嬷嬷。嬷嬷名叫辜大妹，家里有四姊妹，她排行老大，自然叫大妹。嬷嬷出生于1896年，比毛泽东主席诞生晚两年，凑巧的是，她比他去世也晚两年。一个被亿万人敬祝万寿无疆的伟人，一个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一辈子的凡人，生命的长度是相等的。人世间有多少不平事，唯有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

19世纪末中国还处在男子疏长辫的满清时代。这个时代给嬷嬷留下了终生痛苦的印记，那就是一双不到5寸长的小脚。

嬷嬷幼年时便缠了脚，慢慢地足部骨骼拗折畸形，最终成了五个脚趾裹成一团的小脚。这种小脚只能穿布鞋。在我的记忆中，嬷嬷从未穿过皮鞋、胶鞋、凉鞋、拖鞋，她一辈子似乎只穿过一双鞋，那就是她自己缝制的布鞋，因为只有一种样式，所以在我眼里，始终只有那一双鞋。

我的祖父赵乾元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地过日子。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在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惨案。中国军队企图抵抗，组织了武汉会战以图阻挡日军进攻的步伐，然而无济于事。武汉会战之后，1939年3月，冈村宁次调集日军三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向南昌逼近。南昌的老百姓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举家逃难。

位于南昌至向塘公路旁的山背村，是日军进攻南昌的必经之路，乡亲们像无头苍蝇一样随着人流逃窜。

嬷嬷带着儿女们是最后一刻离开了山背村。她的婆母年岁已大，又舍不得自家的房屋，坚决不肯离开家乡。3月17日，日军开始进攻南昌，山背村被日军放火烧毁，留在家里守房屋的老人，和房屋一起化为了灰烬。

嬷嬷拖着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刚成年的儿子，带着一个跛腿的养女，随着逃难的人群艰难地前行。逃难路上的经过，嬷嬷并没有给我讲述过。我想那肯定是一个恐惧、焦虑、疲惫、饿无定食、居无定所、难而无助的漫长过程。不知走了多少天，终于到了抚州，迎接她的是人生中又一道难关。

抚州成了嬷嬷揪心裂肺的地方。

据史料记载，日军用了10天时间攻下了南昌，然后向西进发，4月2日攻下重镇高安。4月20日中国军队74军和51师渡过锦河，与日军在高安激战，双方伤亡惨重。此后，由于兵力不足，日军暂时停止进攻。

离开南昌向南逃难的人群因此在抚州得以喘息。日军虽然没有从陆路攻打抚州，却经常派飞机到抚州等地轰炸。尖锐的警报声响起，人们都纷纷躲进防空洞。有时警报声响过几遍之后，飞机却迟迟未出现。这样的情况反复多次之后，不少人便产生了侥幸心理。

那天中午，防空警报又一次响起，嬷嬷带着孩子们躲进防空洞，洞里人群密集，空气污浊，几个小时过去，并未看见飞机的影子，又是一场虚惊，人民骂骂咧咧地散去。傍晚，警报声再一次响起，接受了中午教训的大儿子不听劝说，执意要留在做临工的瓷器店里，嬷嬷只能带着小儿子和养女躲进防空洞。

“想不到日本鬼子的飞机真的来了，还丢了好多炸弹。”嬷嬷事隔多年之后给我讲述时，心情依然沉痛。“第一颗炸弹就把瓷器店炸了，活生生的后生崽俚子就这样炸死了。真是造孽啊！”

早年丧夫的嬷嬷，忍着中年丧子的巨大悲痛，擦干眼泪，带领全家，为了生存，继续向南走，终于在南丰找到了立脚之地。

在南丰定居后，已长大成人的父亲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他像现在进城打工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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