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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党两个政权不得不在空前狂暴的恶浪搏斗，连一条支持他们先人浮沉在较平静的水面上的救生带也不可得。在这个革命的年代里，中国的任何政府所面临的都必然是令人棘手艰巨的行政工作。历史上的危急事件并不因为处理这类事件的传统手段已被抛弃而不再重演；如今由于战争以及由于同西方的交往而导致中国人民的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中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因而更加重了这类危急事件的严重性。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是，灌输给长期来迄今还在受苦的中国人民大众的外国事物都是他们所不满意的，而这些又都是西方灌输者称之谓“神圣的”。正在生活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希望却偏偏在中国升起了，此种介乎梦想和现实之间的愈来愈扩大的鸿沟，即便是最能干的政权也难以跨越。然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权比起它们所取代的古老政权来，却显得又粗鲁又拙劣。尽管它们彼此仇恨，它们都是自封为一党专政的翻版。当时在进行西方化不得法的其他国家里，以及在政治上比较落后的西方国家自己，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制度。虽然在中国，也象在俄国、土耳其、意大利和德国一样，此种政体也许可以设想为在它们所处的情况下的唯一的切实可行的体制，但肯定是不适合于一个正在为生存而进行斗争的伟大民族的需要的。

在这种令人忧心忡忡、苦思焦虑的情况下，中国过去的历史，对于任何尚未因追求西方技术而完全丢弃中国文史研究的中国人来说，无论如何还是能够提供鼓舞的。一位中国的文人学士可以思考：在比它自己的纪元年轻得多的一个纪元的第一千九百四十年，中国人民的人数已比在中国历史的漫长进程中的以前任何一个日子都更多了，中国的领土也更广大了；自从同以色列和希腊的诞生属于同时代的中国历史的黎明以来，中国——不象那两个天赋独厚但已垮掉的现代西方的先驱者——不仅能够设法生存下来，而且正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长，致使它在1939年成了所有现存的人类社会中人口最多和年岁最大的一个。尽管当前有着种种苦难，一个研究其人民历史的中国学者很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不论西方及其作用会发生怎样情况，“中华王国”将继续留在地图上。

日本在1939年是七大强国之一，它是在八十七年前才进入这一强国之林的。那时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凡是非西方的社会都处于又困难又危险的境地，到那时为止，惟有日本和俄国依然还能控制局势，这是任何其他非西方社会所难以做到的。日本用同世界各地隔绝的办法以应付此种西方的冲击问题大约有二百五十年之后，便在1853…1854年间改变了这一政策。当时并不希望而又无法抗拒的由柏利准将率领的舰队到达了日本，这说明闭关主义是不顶用了，并说明了西方人那时所达到的熟练的技术水平，如果日本不把他们这一行的最新诀窍学到手，而且要学得快学得精，那末它将发现自己会再度听命于西方。

在日本历史的这一卓越篇章行将结束的时候访问过日本的西方观察家，对于日本所取得的物质成就，即便以西方的标难来衡量，也产生了强烈的印象，特别是如果他们是象本文作者在1929年那样取道印度和中国前往日本的话，其所得印象当更为强烈。但是，这第一个印象马上就被第二个印象所压倒。第二个印象也同样强烈：日本人取得物质上的卓越成就，是付出了可怕的、也许是高到吓人程度的心理代价的。日本的成年人，不论男女，亦不论属何阶级，看来都是心事重重，精神上象背着千斤重担。就内心舒坦而论，他们的境遇也许还不如一个吃不饱、穿不暖、栖身破屋的中国苦力或印度农民生活得那么愉快。

这些令人不堪折磨的个人忧虑的终极原因是日本人生活中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虽然不同于明治初年的文化革命，但却是和它同时发生的，而且至少是部分地由它所引起的。1873年，日本列岛的人口是三千一百万；到1939年已经增加到近七千三百万左右；而在1935…1940年间，仍以百分之五点六的净增率继续增长。这五年期间的增长百分比是惊人的，即便还不及1925…1930年那五年的高峰数字百分之七点九那么惊人。

这样大的人口压力是日本的严酷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梦魇。在早先的时代，日本人民向北扩张，挤出该群岛先前的阿伊努族居民，从而为它不断增长的人口找到出路。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之交建立德川政权以前的四百年间，由于有经常发生而且破坏性愈来愈大的内战，他们的人口才没有增长；在德川政权的和平时期，他们通过其他的社会风俗习惯来控制人口；这种人为地把人口保持在不增不减状态曾经是德川制度其他一切的基础，是德川政权要把日本生活冻结二百五十年之久的企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即使说这种企图只是取得了局部的而且是逐步减小的成功。明治维新意在用同样彻底控制之下的西方化过程来取代彻底控制下的闭关制度，新时代的政治家们在追求这一目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他们未能保持住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先前对出生人数的抑制，由于文化变迁的潜移默化而随着从前习惯的废弃而消除，一个新的抑制——即对死亡人数的抑制——却由于现代西方卫生学成功地传入日本而起作用。人口增长失去了控制，因之到了1939年这一社会不幸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便变得那么缠扰不休，致使日本政治家们的治国之才迄今尚能设法保持的那种审时度势的主动自由，大有被剥夺以去之势。

人口按这样的幅度增长，对于处在任何情况下的任何国家，都会是个严重的难题；而明治时代的日本，情况更有几个特别不顺遂的特点。日本的天赋自然资源不论拿何种类型的经济来说都嫌贫乏。它的可耕地不及其面积的五分之一；森林覆盖的陡峭山峦不宜于放牧；矿产之贫乏又绝不亚于意大利。自然地理的这些无情事实，给它的食品生产和它利用本国资源无论为轻工业或重工业提供原材料的生产都设下了严格的、狭窄的界限。因此，新体制下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它有必要去找额外的土地，供它殖民和耕作，以排出过剩的人口，或者通过提高生产率，做到以日本制成品去购买外国食品和原料，为国内多余人口谋生计，从而避免移民出境的必要。但是这两种理论上说来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的前一种，在1939年事实上已无法考虑了。

本来，日本移民到加利福尼亚和新南威尔士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显得荒唐可笑的是，他们坚持奉行那个最后证明是站不住脚的闭关政策竟达两百多年之久。十七世纪初，日本人曾经是一个以航海为业的民族，当时他们在造船和航海方面的技术并不亚于西方国家。他们进行着横渡大洋的远程航行，他们有着象英国人和那些属于英国人后裔的人民一样的机会去发现并殖民于北美西海岸和澳大利亚东海岸。但到了1854年，这种机会已经错过了，而到了1939年，另一个办法，即发展其产品供出口的制造工业，也已证明是靠不住的。

当日本在十九业纪最后二十五年中进入西方经济生活圈子的时候，当时的西方化世界仍然处于国际贸易的比较自由的时代，市场也仍在扩大，因而日本还能够找到一条虽属平常但仍有利可图的生存之道，它制造消费品供应那些经济上落后、买不起西欧和北美工业所制高级产品的亚洲和非洲人民。但到了1939年，由于美国在内战以后以及德国在第二帝国建立以后实行保护性高关税而开始的世界经济气候的变化，已经达到了严重影响日本的程度。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夺来的市场已经以与当初夺取时的同样速度失去了；又由于1929年10月“华尔街大跌价”而降临世界的“经济暴风雪”摧毁了日本的国际贸易，并把日本政治命运的控制权从信奉“曼彻斯特学说”政治经济原理的那些人手里转移到另一派人手中，他们的纲领是要用刀劈开“戈尔迪之结”。

美国生丝大跌价对日本的打击特别沉重，因为在前此十年中美国对日本的生丝消费量不断增加，使日本农民因卖得好价钱而取得了意外收入，但也依然只是在艰难的生活挣扎中阖家得以勉强糊口而已。日本农业人口是日本的主要兵源，不但日本的一般士兵，而且连下级军官也都来自农民。这些下级军官（他们来自当俄国大清洗时称之为富农的那个阶级）同他们指挥的士兵关系密切，后者感到他们的官长理解并赞同农民的观点，因而愿意跟着他们走。所以1929年及以后几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几乎是对日本军队的直接打击（不过，当然完全是无意的），而且还加强了他们所深信的想法，即日本国内的经济困难只有通过对外征服才得解决，此外别无他法。

随着生丝危机而来的，是英联邦成员国1932年渥太华会议对日本的影响。虽然渥太华协定没有直接对日本贸易造成很大程度的损害，但这些协定揭开了联合王国财政政策中的一场革命，把英国的非自治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也卷了进去，结果是把世界上最后仅存的巨大自由进口市场变成了封闭区。英联邦各国人民在这一封闭区内通过一个由贸易协定和关税组成的精心设计的体系继续享有特权——同区外人对比——的经济地位。英联邦及英帝国就这样自觉自愿地变成了后来日本人委婉地称之为“共荣圈”的一种组织——日本为着自己单方面的利益，后来不惜以日本的武力也把一种类似封闭经济的体系强加于其他东亚国家。就这点而言，渥太华协定对日本以及对其他穷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

如果已没有气候宜人的空旷大地留待日本去殖民，如果在国际贸易基础上有利于建立工业的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又必须听命于非日本所能控制的干扰力量的摆布，那末日本就再也无路可走了（重新掌权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这样论证的），因而日本只能为它自己征服一块领土，为它提供必要数量的必要原料和市场，而且不管日本的共荣圈范围以外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它还是能在经济上对其进行剥削。

此种思想在此重大关头就显得更加有力了，因为日本人对它早已心领神会。决心投入战争和进行征服不是什么新政策。在整个十八世纪，王政复古运动的支持者们一贯把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思想同这一国内政治革命纲领联系在一起，这便是象吉田松阴等一些导师们所提出的政策，1868年实现王政复古的那一批氏族武士领袖也都是吉田培育的。吉田还亲自规定了日本扩张的方向；王政复古以后，只是为了谨慎行事，而且准备也还不足，所以日本尚能克制。日本的许多主要人物想立即侵入亚洲；他们的欲望是那么强烈，以致引起了一场内战（1877年的士族的叛乱），为的是要就是否应当发动战争作出决定。如今，对于日本的这个新的“富农”军人阶级来说，正如同对于旧时代的武士军人阶级来说一样，这一尚未正式出笼的对外征服政策，还不仅是一剂包治经济百病的万灵丹。在经济方面，日本虽然受到了1929年以及其后几年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景气的沉重打击，但其所受打击的程度还不及英国和其他国家那么沉重，而这些国家都终于克服困难，根本没有梦想到要象日本人那样求助于军事侵略。当时英国的人口问题和食品问题都比日本严重。日本成功地保全了它的农业，并把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用国内生产的粮食养活了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日本在对外贸易的支付方面也一直能维持到1936年，那年它既要在国内扩大重工业以推动军备生产，同时又要在满洲搞五年计划，因而犯了力不胜任的错误。在军人阶级心中所作的决定性考虑，并不是从经济或人口方面出发，而是从社会和政治方面出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紧接着的后来几年中，日本在亚洲大陆军事冒险的惨败，给日本军人阶级在国内的威望以沉重打击，这次失败是记载在1921…1922年的华盛领会议录上的，是英语国家在外交上击败日本的一大胜利。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只要幣原男爵对世界其余国家所玩弄的“睦邻”政策取得优势，日本军人就感到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在日益衰退。如果幣原体制继续在经济上带来利益而又不需要作出军事牺牲，从而继续赢得日本人民的好感，日本军人的情况又会怎样呢？日本军人阶级无疑也和其余人类一样遭受到1929年经济暴风雪带来的困苦；可是他们不能不欢迎这场刮到他们膝头上来的暴风雪，因为这是一个恢复他们自己那时业已深受损害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意外机会。

到了1939年春天，从日本终于采取它的军国主义者的孤注一掷的侵略政策以来，已经过去了七个半年头了；从表面上看，日本的新领导们似乎已经用成果证明了他们的政策的正确性了。日本违犯国联盟约并对抗西方世界的舆论，已经用武力从中国手里夺走了整个满洲。那里有着丰富的煤、铁储藏，那里有着广阔的可耕土地，居住着亟需消费品的中国勤劳农民。而且，自1937年夏季以来，日本进而又占领了中国关内东北部的主要交通线和城市及工业中心。还有，为了进行中日战争——这场战争一如日本人口那样，正在起劲地扩大——日本业已在国内建立起它迄今缺乏的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重工业系统。从表面上看，1939年春天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较之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卓越；可是在表层下面，在那场暴风雪突然发作或一切已成定局以前，就有充分根据可知早在十年前就因日本人脸上露出皱纹而显出其身体欠佳了。

到了1939年，凡是有点眼光的人都已看清，日本在大陆上的军事冒险并不能按计划进行。满洲确有财富，而且日本这时已把它抓到手里了，但满洲的财富大部分是潜在的，不是现成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满洲经济情况很象一百年前的密西西比流域。要是在其巨大的潜在资源方面投入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创业资金，它是会结出丰硕的果实的。十九世纪的美国拓荒者，能从当时繁荣的欧洲筹得必要数量的贷款——而且筹款容易，这就使他们能以闪电式的速度赢得了美国西部。但是却没有外国投资者愿意资助满洲的日本征服者；这一笔必不可少的资金支出必须仰赖于日本自己的资源，而日本的资源则又捉襟见肘，这就决定了收益的迟迟其来。到了1939年，日本既要在国内建立重工业，又要为满洲国的主要设备提供资金，还要在一条日益扩大的战线上进行没完没了的侵华战争，这三方面的重大压力开始使日本疲于奔命了。这不是一个使用其过剩劳动力的富有成效的办法，其至连一个解决人口问题的笨办法也说不上；因为它在中国战线上的重大伤亡固然意外地减少了自己的人口，但比之它每年因各种原因而出生的多于死亡的过剩人口，战场上伤忘造成的人口减少只不过是水桶中的一滴血而已。

掌握“内幕消息”的日本观察家也不能自我安慰地指望：如果日本能够坚持到它完成满洲国的开发和对中国的征服，那它就会达到在一个受它自己控制的地区内实现经济自给自足的目标。如果劈开这个“戈尔迪之结”所需要的兵器仍然是那把古旧的刀的话，日本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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