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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2部分（第1页）

是否有能力来执行和平解决的条款。可是，他有陆海军首领的支持，同罗斯福进行会谈时，随行人员中有一名陆军大将和一名海军大将以及陆海军的副参谋长。有这些将领参加会谈将使他能够抑制军内亲轴心派的反对。他再次敦促美国从速安排这种会议，勿再拖延。

近卫之所以焦急，是因为他心里明白，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日本，反对向美国作任何让步的激动情绪正在高涨，同时，在陆军和海军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停止日美会谈，发动战争，理由是，美国政府只是在拖延时间，以便完成它自己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使经济方面的禁运起着削弱日本力量的作用。形势越来越逼着近卫必须采取某种方法迅速作出一个决定。经过反复讨论，草拟了一份“御前会议国策执行大纲”，9月6日，该大纲在一次扩大的御前会议上批准通过。这就进一步确定了7月2日御前会议作出的各项决议，并规定，同美国、英国、荷兰作战的准备工作在10月底之前完成。在这期间，外交谈判工作仍继续进行，可是，“到10月初，还没有理由能指望对方会同意我们的要求……我们就立即下决心，准备同美国（还有英国和荷兰）打仗”。那份“国策大纲”附有一张表，上面写着日本的最低要求和能作出的最大让步。总的说来，这些条件与日本以前提出的建议一样，但在语气上比以前生硬，显示出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的政策有强硬起来的迹象。

在这期间，野村于9月6日向赫尔递交了日本的建议，赫尔用不以为然的眼光看了一下。他认为，日本这时正在缩小它原来打算作出的让步。他对日本关于三国公约的措词不满意。他特别反对日本在中国永久驻军。9月11日，野村告诉丰田说，美国政府惮于美国公众的舆论和预计中国会作出的反应，不会支持这样的中日媾和条件，即规定日本军队驻扎在中国的某些地方，象日本与汪精卫政府之间签订的条约那样。野村指出，美国人在同中国人进行了会谈之后，在这一点上态度已经比以前强硬了。赫尔建议，日本必须同意在缔结和约后两年之内，全部撤出在中国的军队。野村认为（虽然他的想法错了），双方已有希望在其他问题上达成协议，因此，他竭力劝说东京同意美国提出的从中国撤出日本军队的建议，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不作这一让步，就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但是，日本陆军首领却顽固地坚持，日军决不能从一些特定地区撤出。如近卫后来指出的，有一部分内阁成员支持他们这样做。9月18日，杜曼与近卫的私人秘书牛场在东京进行了一次会谈，在会谈过程中弄清楚了，是野村9月4日那种不合宜的举动把事情搞糟了，因此，在9月20日，又召开了一次联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又草拟了一份总的协定草案，包括中日媾和的具体条款。日本对华媾和的主要条件于9月23日由野村递交赫尔，其余部分在10月1日交出。

有关美日协定的一般性建议于9月25日交给格鲁，两天后，又由野村交给赫尔。这份新的方案以9月6日御前会议通过的那个方案为蓝本。中日媾和条件包括这样一条，即“根据现有的协定和惯例……在必要的一段时期内，日本的陆军和海军留驻在中国的某些地区。”9月27日，丰田在与格鲁会晤时，再次催促近卫与罗斯福的会谈应从速举行，时间最好是在10月10日至15日前后。他暗示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近卫内阁有可能倒台，这样，日美两国缔结协定的最后机会将就此消失。格鲁向罗斯福和赫尔发出类似的警告。9月29日，他向国务院发了一份长电，指出日本政府之所以不敢事前作出明确的保证，特别是关于三国公约的保证，是唯恐松冈的支持者把这件事透露给德国和透露给日本的亲德分子，因为在日本外务省内，仍然留任着一些支持松冈的人。格鲁认为，近卫会给罗斯福一些保证，使三国公约实际上成为一纸具文。格鲁还认为，近卫亲王是真心实意想逐步履行赫尔提出的、并且经他本人同意的四项基本原则，从而使日本总的政策能够与美国的政策协调起来。格鲁明白表示，有人认为日本人无论如何不敢冒险同美国打仗，他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醒说，如果近卫内阁倒台，继任者将是一个军事独裁政权，这个政权将“缺乏那种能避免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的性情或气质”。因此，格鲁坚决认为，罗斯福…近卫会晤是值得举行的，即使这次会晤不能达成一项完全令人满意的协定。

赫尔的看法却相反，因为他既不信任近卫，也不信任任何日本人。他认为，日本人需要的只是一个笼统的协定，之后，他们自己就可以随心所欲来加以解释。赫尔对总统说，自从美国在原则上同意近卫关于召开这种会议的建议以来，日本人已经逐渐赖掉近卫8月28日所作出的那些比较大方的保证。赫尔这时建议，在重新强调美国总统希望举行一次会谈的同时，美国政府应当向日本政府指出这一点，并要求对方恢复原来的态度，重新开始讨论一项原则性的协定。9月28日，罗斯福同意了赫尔的意见。

10月1日，赫尔对胡适说，同日本进入正式谈判阶段的希望一直是微乎其微的。他再度向胡适保证说，如果有朝一日能进入这个阶段，美国会同中国全面地磋商一切有关的问题。10月2日，赫尔把美国答复日本9月6日建议的复文交给野村。美国宣称，这些建议是使华盛顿感到“失望的根源”，因为它们似乎在“缩小和限制……＇四项＇原则的应用范围。”复文指出，对这四项原则的应用，不能有任何限制或例外。复文还对日本建议中所使用的某些限定性字句提出质问，并且要求进一步加以澄清。

这一答复确实把召开会议或签订协定的希望一扫而光，并且决定了近卫内阁的命运。东条领导的陆军这时提出，如果到10月15日仍不能达成一项协议，就应当执行9月6日通过的那项决议，并且决定开战。海军方面意见分歧。显然，及川想收回赞成开战的决议；但是，他既然在御前会议上已经默然同意过这个主张，就不敢公开表示要收回，因此，他提议由近卫作最后决定。近卫打算向美国让步，因为他觉得，日本能否战胜美国，这是值得怀疑的。在他看来，日本最好还是迁就美国的要求，特别是从中国撤出日本军队的要求，并且避免开战，保持自己的海军力量完整无损，再看一看欧洲战争的结果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但是，东条顽固地拒不同意从整个中国撤出日本军队。他宣称，日本在中国事件中牺牲巨大，有权并吞中国的领土；但是，这样做违背近卫的原则，必然行不通。所以，对日本说来，至少一定要在中国的某些地方获得驻扎军队的权利。再则，东条认为，美国本身渴望在远东称霸，日本越是迁就，向它让步，它就越傲慢专横。因此，东条的结论是，日本如被逼得无路可走，就非打不可。东条认为，近卫对日本赢得胜利的希望抱着过分消极的态度；东条说，要是说日本存在种种弱点，那么美国也是一样。

因此，日本内部在商量国事方面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东条有权否决任何倾向于让步的决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海军方面抱着不冷不热、半心半意的态度，他没有力量来通过一项明确的、主张开战的决议。所以，他在10月14日提出，近卫内阁应全体辞职，然后由东久迩亲王来组织新阁，新内阁将不受9月6日决议的约束，并且有权作出新的决议。10月15日，近卫先同木户商量，随后又同天皇本人计仪。天皇说，他赞成和平，如果真的由亲王担任首相，他一定下诏令亲王奉行和平的政策。但是天皇诘问，在那种情况下，陆军能同意这种决定吗？东条被问到这一问题时，答道，他不能保证陆军会听话，但是，无论如何，除了皇室的成员之外，任何其他人肯定做不到这一点。木户认为，这样的回答带有威胁的性质，于是，宫廷方面决定，东久迩不宜担任首相。木户想让及川担任首相，但是近卫担心，如果这样做，陆军将会哗变。近卫认为，最好让东条本人任首相。这将使责任全部落在陆军肩上。此外，倘若东条终于决定继续同美国会谈的话，由他出任首相或许有助于会谈得到成功，因为这将为签订任何协定排除掉华盛顿指出的那种障碍，华盛顿一直说，由一个文官出身的日本首相作出的任何保证是一无用处的，因为日本陆军会阻止他遵守这种保证。木户同意近卫的意见，几位前任首相举行了秘密会议，最后也表示同意。于是，近卫内阁于10月16日宣布辞职，次日，东条将军就当上了首相。

东条在担任首相的同时，不仅保留了他以前陆相的职务，而且还接管了内务省。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而这个人又是一个现役的陆军大将，这种做法是存心向日本国内和向全世界表明，不管过去人们对近卫抱有过什么怀疑，新任的首相是拥有足够的权力来贯彻任何将要决定的政策的，不论这是为了和平还是为了战争。选择东乡茂德担任外相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他始终如一地致力于改善日苏关系，他被任命为外相显然是为了向苏联表示和解的姿态，也是日本不打算联合德国去进攻苏联的迹象（德日联合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曾经使华盛顿感到惊恐）。外务次官西春彦也是一个日苏问题专家。他是东乡的朋友，又和东乡在莫斯科同过事。

东条被任命为首相的时候，通过木户的关系得到天皇的一个手谕，授权他可不必受9月6日御前会议决议的约束，从而使他能够继续同美国进行会谈。因此，新任外相东乡就能够向那位曾经两次请求召回的野村大使说明，“新内阁同前任内阁一样，也是真诚希望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调整日美关系的”。但是，接下去他又预兆不祥地说：“我国在表示态度和阐明立场方面，实际上已经尽所欲言。我们觉得，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无法采取进一步积极行动的地步，只好敦促美国重新考虑其意见。”

野村对美国重新考虑其意见一事不抱希望，10月22日，他又可怜地恳求免除自己的职务。他声称，美国政府虽然了解他的诚意，但也了解他在日本国内是何等缺乏影响。他又悲痛地说，“我不愿意这样伪善地干下去，欺骗别人”，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欺骗日本人民，使他们相信日美两国达成协议是可能的。但是，东乡的回答却是极力劝他坚守岗位。11月2日，东乡又通知野村，联络会议已开了好几天，讨论日美关系问题，11月5日将召开御前会议，作出最后决定。他接着又说，“这将是我国政府在改善外交关系方面的最后一次努力。……当我们恢复谈判时，形势迫使我们一定要立即达成一项决议”。两天后，东乡又电告野村说，日本政府已经决定提出最后一次反建议，这一建议如果遭到拒绝，会谈将会就此决裂。“于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确实将濒临混乱的边缘”。东乡接着说，日本为了和平，对美国已经作了大多的让步。他说，这是日本“可能进行的最后一次廉价交易”，再要杀价，日本就不干了。不过，东京还是力劝野村继续竭尽所能严格执行东乡的指示，一俟接到御前会议作出决议的消息，就得使罗斯福和赫尔明白日本决心无论如何要达成一项最后决议。与此同时，东京还向野村发出两份电报。一份把日本反建议的内容告诉他，另一份通知他，东京已派来栖三郎（前任驻柏林大使）前去协助他。

11月5日的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如果到11月25日日美会谈还不能取得成就，日本就同美国和英国开战。在那种情况下，日本将把自己准备开战的决定告诉德国和意大利，要求它们同日本一起打美国，并要求它们同意不单独媾和。但是，如果德国要求日本进攻苏联，则日本将答复它，眼下还不可能这样做，并将坚持这个立场，即使这样做会使德国暂缓参与对美国作战也罢。的确，御前会议曾作了这样的决定，万一日美之间发生战争，日本将努力为德苏两国进行调解，罢兵言和，以期恢复日本与德国之间的交通。

御前会议还通过了其他一些决议，准备在战争爆发之后执行，其中有一项是要同暹罗签订一项协定，规定暹罗应同意日本军队通过其领土，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保证暹罗独立并同意暹罗在缅甸和马来亚得到一部分领土。对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日本不打算正式宣战，但是，日本将占领外园在中国的租界和租借地，并以可能交还外国管辖的这些地区为诱饵，向蒋介石再作一次和平试探。

那份被东乡称为建议A的最后和解建议，授权野村代表日本政府保证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国在内，在贸易上实行一视同仁的原则，条件是，这个原则同时也应当适用于全世界。关于三国公约，野村将向美国政府清楚地说明，日本不打算扩充它的自卫势力圈，并且向美国重申，日本的意图是要防止欧洲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地区。一旦中日和约缔结以后，原来驻在中国的日本军队，一部分在一段“适当时期”内继续驻在华北、内蒙古和海南岛。如果对方问起“适当时期”的含义时，野村奉命只“含糊地”答复说，大约二十五年。驻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日本军队将在和约签订后两年之内撤走。野村还奉命声明，日本政府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当中日两国恢复和平时，或者当中国事件圆满结束时（指重庆政府崩溃），日本军队将从印度支那撤出。然而，东京方面告诉野村，日本政府有一个原则，切望不要把这种保证写进同美国签订的任何正式协定中。

东乡在对这些建议的条件作解释性的说明时声称，虽然其中提出要在世界范围内在贸易上实行一视同仁原则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日本政府所需要的只是一项区域性的协定。东乡认为，要在这一点上达成谅解并不难。在看了野村的汇报之后，他还相信，有关如何解释三国公约的问题，将很快能达成协议。他认为，在争论的三个主要问题中，建议A已经完全同意了美国对其中两个问题的要求。但是，他也说清楚，第三个要求，即从中国全部撤出日本军队的问题，是无法接受的。他说，对这个问题，日本这时正在提出它可能作出的最后让步。

万一日本不能按照建议A立即同美国达成协议，东乡还准备好所谓建议B的第二套条件，作为代替，以“防止发生什么事情”。根据第二套条件，两国政府将同意：任何一方不得侵入东南亚或南洋的任何地方，但法属印度支那除外；两国在从荷属东印度获取它们所需要的原料中，互相合作；两国关系应恢复到彼此采取冻结措施之前的状况。建议B还要求美国同意供应日本所需要的石油，并且保证不从事任何妨碍日本谋求同中国媾和的活动。如果需要的话，建议B可以包含建议A的头两点，以及日本同意在实现和平之后从中国撤军这一笼统的诺言。

11月5日，东乡通知野村把建议A递交美国政府，并告诉他，未经与东京磋商，不得拿出建议B。东京再次提醒野村，时间非常短促，形势极其危急，但是向他指出，不得造成这种印象，使美国认为日本是在发出最后通牒。另外又指示他不要以条约的形式来起草协定，因为如果是条约的话，那就需要美国参议院批准。东乡相信，美国政府也希望避免这样做，而是赞成缔结一个“行政协定”。日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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