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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1页）

何以报之”之心，于是又抱病“屏除杂念”，奋身相从了。陈布雷当时是在杭州休养，6月5日陈立夫去看望他，6月5日日记有记载：“……十一时，立夫来谈，询予病状，切劝绝对静养，勿萦心于外物之变迁，谓烦恼何人皆有，贵在善自排遣，我等既无特殊嗜好之娱乐，则应别求心思之寄托之所，或思索真理，或研究问题，均可使当前扰我心曲之烦恼暂时退避，因述彼近年竭力阐明唯生哲学者，诚知不免僭妄，然亦痛苦中强自排遣之一方法，劝予亦作而行之，并述其对于建立民生哲学之理想，谈约二小时而去，接谦夫函，贻予以《圣经》上之二语，谓“Peace　lgine　unto　fovene　theqhenoild　giueik！”“Let　ie．tce　oqraid，”6月6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又记下：“……接牯岭委员长来电，复余支电，嘱令安心静养，既感其意，亦复自愧，盖余之大病即在‘不能心安’之四字，每思克治，而不久即故态复萌，行年五十……殆将以悔吝终其身耳，可悲可叹……”6月8日日记载：“……午后疲惫抑郁，坐立不安，苦痛之至，允默以为不可使蒋先生久待，乃由默函蒋夫人告不能即行之故……”陈布雷在休养中思想翻来覆去，斗争十分激烈，也十分痛苦，然其对救国之法却极关心，6月9日他接待裴复恒，记下裴君“……近两年专心办学，极肯用真实工夫，为余谈其办学之心得及对现时教育之意见，有极警切中肯者，如谓目前第一需要在训练各种技术人材，……从此着手而从实质上将国家现代化！则理论左右之争，绝不值得重视而将自然消灭也，此语真有见地……”陈布雷非常赞赏科技救国的做法，对于政治上之纷扰内心是反感的，而他的大哥、四弟也一再劝其继续休养，如6月10日日记中记：“……九时，谦夫先生来访，坚劝余以身体为重，应立下决心，请一较长期之休假，不宜因循忍耐以自贻误，彼此次接两函知病状如此，极不安，故特由沪来京专为此事，向余切劝，并携来大哥一函有‘弟宜直告介公，请三个月之病假，方是疗养办法，若带病苦干，真是与生命相搏，决非介公所待弟之意，介公若知弟真病如此，必不相强也’之语，手足朋友之关切，殊令余感动……”6月11日日记中载：“……接四弟来信，劝予向委员长直陈病况，请假二三月，移地疗养，其惓惓想念之情欲言又止之意，充溢于字里行间，五妹亦函允默，询余病状，骨肉关切至此，而余终无法以慰……”陈布雷在杭州因病体和工作之苦，正在矛盾中，而蒋介石已派他任庐山训练团之团附了，6月12日日记中载：“卢参谋集贤自牯岭来，携来学素函及铁城、辞修各一电，知余被派为第一期训练团团附——又携来蒋夫人所赠之回忆录英文本一册，蒋夫人并有覆允默函，嘱余安心静养，勿亟亟去牯，且谓委员长已知余病中之情况，决可相谅云云。午后小睡一小时，读回忆录之英文本，描写生动，理致清晰，自是佳著，然措辞有太激直处，对西安事变中军政当局采取严峻政策不无指责过当，是其疵病耳……”可见宋美龄对西安事变中某些人是有很大看法的，且公诸于众，不过，陈布雷却认为是“指责过当”。

在病痛和苦痛中决计随蒋抗日（2）

陈布雷还是准备上庐山，6月19日日记中记：“晨6时醒，忽然杂念纷起，觉非即去牯岭不可，百计镇静，不能入睡，七时十五分，接学素来函谓余病殆由忧患所致，为根本治疗（一）唯有积极兴奋（二）则决然引退，如两者均不可能，则将始之终之为忧患所困而不能自拔矣。其言极不确当，即覆彼一函，告以检验后之病状，以山中事繁，拟即扶病来牯，进退问题，当俟暑期终了后考虑之……今日精神极苦闷极彷徨，忽忽若有所亡，又郁闷难忍，如此下去，真成心疾矣，奈何奈何……”

但是陈布雷毕竟是爱国的，他对日本之野心表示极大之关注与警惕，6月21日日记中载：“……阅报载近卫内阁，将对川越茂归任新训令仍以广田三原则为出发点，先谋中日间为悬案之解决，将先从易解决者，如某项交通问题及华北经济开发着手云云，各报登此消息，均不免作悲观之猜测，以余观之，殆为日方事前一种试探，故略放此项消息也，自西安事变结束后，日方高唱‘对华新认识’。而实际则为静观主义。静观者何。即欲觑我之隙而猛以乘之也。国人一面苟安，一面虚怯。乃竟以为日本将自动转换方向，此本乐观太甚。宜其又有今日之悲观矣！”

陈布雷是7月2日登上三北公司轮船，下午1时抵九江，7月3日上山的，7月7日参加训练团第二总队升旗典礼，还作了精神讲话，题为“我们受训后如何达成救国建国之任务。”他在当天日记中记下参加听讲者约1084人。7月8日记下：“……接王外长电话，昨晚我卢沟桥驻军突被日军进袭云云，即报告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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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谈话会：《最后关头》（1）

陈布雷给蒋介石编了《西安半月记》后，又生了病，就在杭州休养，偕夫人王允默游览湖山，心境稍稍宽怡，但是接到第二处内人员的来函，告以人事倾轧之情，心里又不痛快起来。5月20日回到南京，续假休养。6月中旬，蒋介石在接见陈布雷时说：

“布雷先生，你为我写的《西安半月记》，很好。国外都有登载的，使人明了事实真相，夫人也很满意。我拟去庐山，你在7月里也来庐山吧。庐山要举行一个学术界名流的谈话会，谈话会不设秘书处，由中政会正副秘书长张群、曾仲鸣负责。你不必劳心。你一定要去的，也可以带夫人去，顺便可以避暑，休养。”

陈布雷是7月3日上庐山的，他住在牯岭路54号，隔壁就是谈话会的招待所，来访他的客人经常满座。

蒋介石住在牯岭路12号，陈布雷首先去觐见。蒋介石说：“布雷先生，你来了，很好，好好休养，顺便可以为我撰些文章。”蒋介石在藤椅上端坐着，忽然叹了一口气说：“周恩来在6月里一个晚上来见过我。我同意将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叫他们在华北及敌后打击日寇。”说到这里，他凝思着：“周恩来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这样的人才太少啦！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陈布雷过去是听说过这个传奇人物的，这次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和林伯渠、秦邦宪等秘密到了南京，准备商议国共合作抗日事宜。传说中周恩来那雍容、大方、睿智的政治家风度，颇使陈布雷折服。陈布雷很想一亲周的风采。

参加庐山谈话会的来宾和陪客一共有230人。来宾都以个人的身份出席，不代表党派、团体，大多都是知识界、工商界的名流，如胡适、黄炎培、蒋梦麟、范寿康、经亨颐、张伯苓、张其昀、陈源、杜重远、王芸生、王云五、陆费逵、洪深、潘公展、程沧波、虞洽卿、刘鸿声、范旭东等，真是冠盖云集。他们胸前佩戴着大会发给的特制的图形白底蓝色“五老峰”会徽，分别住在牯岭的美国学校、仙岩客寓和胡金芳旅社，自己拥有别墅的来宾和陪客则下榻私邸。

庐山牯岭是一个山上的市镇，谈话会场设在牯岭市街的牯岭图书馆大礼堂，三面环山，前临山涧，气势雄伟。会场布置成山字形席位，主人坐中央，来客、陪客分坐三面。陪客都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各部高级官员。

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件，我国揭开了全面抗日的序幕，这对庐山谈话会不能不发生影响。

7月16日，举行第一次谈话会。汪精卫、蒋介石同时到达会场，由汪主持会议。陈布雷对汪精卫这个人有很矛盾的看法。他对汪的如簧之舌和生花之笔有点欣赏，可是对其人品总有点反感。汪精卫在会上大谈其“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什么“自九一八以来……不但本党同志共本此心，努力不懈，全国知识界、产业界有力分子，也是共本此心。对于国家危急，只宜设法挽救，不宜因见解或政策之不同而轻易破坏。对于政府所处的困难，加以体谅，予以扶助。最近卢沟桥事件突发，危急情况更加严重，根本办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

抗日战争时期的周恩来17日上午举行第二次谈话，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他也承认“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些话都是陈布雷给他出的主意。蒋介石这次发言，颇得名流赞赏，因为他不像过去那样，也不像汪精卫那样，讲得模模糊糊、不死不活了。他慷慨激昂地说：

“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故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

蒋介石也讲到：“……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继又宣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次谈话，于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公开发表，为国内外舆论所重视。

庐山谈话会：《最后关头》（2）

蒋介石讲完话，便回南京去了。陈布雷留在庐山。第二期谈话会是在7月28日开幕的，陈布雷再也呆不住了，带着王允默回到南京。陈布雷对王允默说：“战事将不可避免，你还是回乡下去罢，我可以追随蒋公专心办公。”

8月初，蒋介石叫陈布雷写告官兵书六七件。陈布雷深觉脑力不济，特别是写《告空军将士书》，虽然只有两千余宇，竟花了16个小时才写成。他自知战争既起，决难胜此重任，乃上呈乞辞，蒋介石留置不报。陈布雷再上书，“请辞名义，仍留供笔札之役。”蒋介石说：“布雷先生，你身体不好，我知道。这样吧，我叫周佛海来任副主任，作你的助手。把李惟果也调入侍从室二处。军委会再扩大编制，设秘书厅，张岳军任秘书长，你任副秘书长；把陈芷町也调来，另设第一至第六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等事宜。”

接着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八一五日机首次袭京。侍从室二处搬至山西路民房，后来干脆搬至富贵山，陈布雷每日上午到处办公，午餐即在办公处食之，下午4时才回家。

中央政治会议暂停，改为国防最高会议，每星期开两次会，陈布雷被蒋介石指定参加。

8月15日，敌机首次袭南京。侍从室第二处初迁山西路赁民房办公，后以种种不便，迁至富贵山。陈布雷每日上午至处，下午4时回寓。午餐即在办公处食之，不常回寓。中央政治会议暂停，改为国防最高会议，党政各部均参加，每星期开会两次，陈布雷被指定参加。9月，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越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望其遵从三民主义，信守诺言，一致为抗战而努力。陈布雷说：“此一谈话稿于发表之前，送汪（精卫）、戴（季陶）、于（右任）、居（正）、孔（祥熙）共阅之”。全文如下：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总理曾说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不幸十年以来，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于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碍，国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饱受牺牲，遂令外侮日深，国家益趋危殆。此数年间，中央政府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相号召，而国人昔日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异见，而共趋于一致；足证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战胜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图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旗帜之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统一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摇、无可移易者。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中整个民族之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抗暴敌，挽救危亡。中国不但为保障国家民族之生存而战，亦为保持世界和平与国际信义而奋斗。世界明达之士，必能深切了解之也。

关于日本“帝国之花”

南造云子谋刺蒋介石事件与陈布雷在南京陷落之前被称为日本“帝国之花”南造云子就在南京进行了间谍活动，收买了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和黄之子黄晟（外交部副科长），窃取了机密情报，并欲谋刺蒋介石，为什么会牵涉到陈布雷，因为南京宪兵司令部侦察中发现，此情报来源于最高国防会议参加者，而陈布雷和黄浚是参加最高国防会议成员，被排查时，陈布雷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他的为人清正与外界接触极少，而黄浚则生活腐化，与外界特别是日本人素有往来，所以锁定了黄浚。

南造云子是与川岛芳子齐名的女间谍，所不同的是，川岛芳子本是中国人，在日本养大，而南造云子则是日本人。1926年，南造云子17岁即被派往大连从事间谍活动，1929年即被帝国情报部门从大连调到南京，化名廖雅权，以失学青年学生为掩护，混入国民党国防部招待所——汤山镇温泉招待所做招待员，以肉体和金钱，将生活糜烂之黄浚父子两人收买为其服务。南造云子第一件窃取的重要机密是吴淞口炮台情报，炮位设置、炮兵分布、机密地道甚至70座明暗堡布置的重要军事机密都被窃取。第二件重要机密情报救了在长江中的日军兵舰。1937年7月28日（日期似有误，因陈布雷参加重要会议日记中都有记载，日记中未载），蒋介石在中山陵孝庐主持最高国防会议，陈布雷和黄浚参加了，会议中决定在江阴水域沉船，堵塞航道，再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载断，阻长江上游日海军和商船逃出长江口，黄浚将这一绝密情报交给南造云子，南即速将情报交日本大使馆武官中村少将，由他直接密电告东京，8月6日、7日两天，日舰和日轮在江阴要塞尚未封锁之前冲过，日本侨民也随船撤离。

第三件极密情报，是蒋介石欲乘8月25日英国大使许阁森之小汽车赴上海视察上海战事，因为当时日本屡欲谋刺蒋介石，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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