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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万夏的声音是复杂的，有时不易辨认。他不属于任何团体，但又属于任何团体，他是“莽汉”但是短暂的“莽汉”，他是“非非”又不是“非非”，他是“整体”，又不是全面的“整体”，他应该说最终落到“汉诗”。他的这种复杂性导致了他艺术的综合性，导致了众多诗派投过来的亲切的目光，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一会儿是一个表现主义画家，一会儿是唯美主义摄影家，一会儿是一本精美书籍设计师，一会儿是一个李渔式的温暖的品酒专家或饮茶专家，一会儿是一个花草种植园丁，一会儿是一个陶潜式的都市隐士，一会儿又是古龙的碧血或高阳的练达。总之他身上的大部分品质是中国文人的品质（小部分是西洋式的先锋），这品质通过古代，３０年代遗传到他身上，当然也遗传到石光华、宋炜身上。

他偶然的小说是这个时代诗意的奇迹，是“农事”——一个古老生活的现代奇迹，它越过了紧窄发烫的“宿疾”，或者说把“宿疾”扩大化了、植物化了，使之更宽广、更中年了。这小说不是写出来的，是他天生血液中自然流出来的，他身上的怀旧之风和先锋之风奇妙地混合在一起了。他仅通过三篇小说及附诗，通过《空气·皮肤和水》就到达了更广大的风俗和中药的民间，到达了井、麻鞋、丝绸、绢、织机、漂麻、桑叶、养蚕、酒、竹子、斧头、瓷器、温泉、田垅、豌豆、神秘的北山。从他的小说中，从这些词汇中（诗人必定是词的鉴赏家和把玩者）我不是看到了，而是亲抚到了、闻到了中国的气味，“丧”之气味、“宿疾”之气味、“农事”之气味，我甚至闻到了一个时代精神的天气、温度、用具、店铺、山坡、树木、少女或一个老人的气味。

二、闯荡江湖：一九八六（1）

我心比天高，文章比表妹漂亮，曾经在漫长的时光中写作和狂想，试图用诗中的眼睛看穿命的本质。除了喝酒、读书、听音乐是为了享乐，其余时光我的命常常被我心目中天上的诗歌之眼看穿，且勾去了那些光阴中的魂魄。那时我毫无知觉，自大而又疯狂，以为自己是一个玩命徒。李亚伟：《豪猪的诗篇》，广州，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６。正是在万夏急于走向反面，更换形象的同时，莽汉闯将李亚伟却日复一日喝酒论诗、云游江湖，做着文人的功课，实践着莽汉的事业。他已经被生活带上了大道或小路，他以一己之力苦撑着*云散的“莽汉”，代表了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的精神。“就像金斯堡之于‘垮掉的一代’一样，真正能体现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的流浪、冒险、叛逆精神与生活（按：也包括文本）实践的，无疑是‘莽汉’诗派，尤其是李亚伟本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李亚伟都可以称为源头性的诗人，直接启迪了‘后口语’的伊沙和‘下半身’的*等人。”李少君：《从莽汉到撒娇》，《读书》，２００５年第６期。因此，讨论李亚伟，就等于命中了莽汉的精髓和实质。

李亚伟，此人来自川东，行止激荡，愤世嫉俗，怒发冲冠。他的传奇故事和“劣迹斑斑”，被李少君看作是真正的“身体性”，也就是张英进所谓的“漫游性”：一种写作与生活相连，边流浪边写诗的实践。李亚伟夫子自道，“‘莽汉’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诗歌，它更大的范围应该是行为和生活方式。”莽汉的重要姿态，正如凯鲁亚克所示，“在路上”。这是漫游的起点，也是写作的关键。通过漫游性行为，组建起了诗歌的基本内容和意涵。且看《进行曲》一首，通篇以“走过”、“要去”为线索，把“看看”、“告诉”当作行为的要求。走过大街小巷

走过左邻右舍穷亲戚坏朋友们中间

告诉这些嘻嘻哈哈的阴影

我要去北边

走过车站走过广场走过国境线

告诉这些东摇西晃的玩意儿

我要去北边

走过人民北路师范学院

走过领导的面前

把脚丫举过头顶高傲地

走过女朋友身边

告诉这些尖声怪气的画面

我要去北边

我要去看看长城现在怎么啦

我要去看看蒙古人现在怎么啦

去看看鲜卑人契丹人现在怎么啦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去看看我本人

今儿个到底怎么啦

——《进行曲》与“新感觉”流浪在都市街头，享乐式地心观物游不同，莽汉有很强的个人介入性。新感觉试图借“日常生活的美学化”来缓解现代性带来的创伤，以及救亡图存带来的政治压力，“漫游”是他们希望获取道德宽容的必要途径。而且他们必须以团体的方式来实践它，他们必须混迹到人群中去，成为其中的一个人，这样才能更有效的保证漫游的合法性。但莽汉“诗人们惟一关心的是以诗人自身——‘我’为楔子，对世界进行最全面、最直接的介入。”他必须把自己独立出来，他的生活必须要带有传奇性，而不是新感觉的普适性，它本身更像一次冒死的赴宴，厮杀反叛，被人当作异端。

新感觉的展开方式是为了获取安全，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次小型展示，漫游是在美学的层面上对生活进行凝视，它是晚清以降“被压抑的现代性”最美丽的面向之一。另一种的被压抑的面向则由莽汉提供，它很有些接近五四“感时忧国”的精神。“今天”代言的激情，就是把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跟个体的情感和写作关联起来，是杰姆逊意义上“公私不分”的“民族寓言”。但是，区别于“五四”、“今天”把话语权力和民族命运相连，莽汉是要把身体跟民族连接起来，这就是李少君所说的“身体性”的真实含义所在。

二、闯荡江湖：一九八六（2）

把身体投入社会，而非观念和思想，就意味着一种更热烈的燃烧和极乐。这种极乐首先就是语言和声音上的冒险，那是与诗有关的行为，决不需要理论和观念的裁决。且让我们来一听李亚伟充满男性荷尔蒙的川东之音：一九八六年，朋友在烟圈边等我，然后携烟圈一起离开大路

一九八六年，火车把夏天拉得老长，爱人们在千万根枕木上等待这个瘦高的男人

爱人们！爱人们在浓汁般的阳光中裸戏，终因孤独而同性相恋

一九八六！一九八六！

你埋葬在土地下的内脏正在朝北运行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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