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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部分（第1页）

群便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之中。

第一章：血色黄昏（三）

就在并不遥远的6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虽然先后装备了59式中型坦克、63式装甲输送车，但依旧缺乏与之配套的履带式装甲指挥车，部队在机动之中即便是师、团一级的指挥人员只能通过指挥员乘坐比普通坦克多装一部电台的指挥坦克、或乘坐63式装甲输送车等车辆来进行。

面对着部队在一系列战备和演习之中所表现出来的日益强烈的需求，解放军总部机关于70年代初开始酝酿为部队研制和装备专用装甲指挥车的问题，并于1975年左右定下研制我国第一代履带式装甲指挥车的决心，向研制和生产63式装甲车的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等单位正式下达了研制任务。最终在198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代专用履带式装甲指挥车终于正式开始列装部队了。

虽然鉴于日益逼近的战争威胁，中国各大军工生产企业加班加点的将更多的这种部队官兵盼望已久的新型装甲指挥车送下生产线。但是在在警卫第三师之中，这种即便在各大甲类集团军之中供师、团指挥员和参谋通信使用的专署车辆的配备也只能用奢侈来形容。此刻在侦察一连的第二突击机群的行进队列之中，连长岳海波便在全连唯一的一辆崭新的81式装甲指挥车内有些焦虑的仔细查看着已经在他的心头默记了无数遍的北京市军用地图。

对于一支负责拱卫着首都的警卫部队而言，连长岳海波深知虽然从地图上来看，自己所在的岗位位于众多边防部队防线的后方。但是在日新月异的战争模式面前，空间和距离并不意味着安全。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每一次从自己的部队位于管庄的营区出发前往市中心办事，岳海波总会从实战的角度去审视自己所走过的每一条道路，甚至留心观察关键性路口附近的每一栋建筑。

此刻这几年以来的所留意的每一个细节都跃然于脑海之中，虽然眼前只是一张平面的北京地图，但是在岳海波的眼中却宛如一幅三维空间的城市沙盘。北京的中枢神经无疑是集中于东城区和西城区的天安门和中南海。前者不仅是北京这座城市的象征，甚至可以说中国的代名词。而中南海则众所周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驻地和部分国家领导人的住所。一旦这两个地区被入侵者占领，除却实质性的损害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将极大的挫伤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士气。

因此在警卫第三师平时的针对性训练之中，除了防御跨越内蒙古沙漠和燕山山脉直低北京城下的苏联重装地面突击集群之外，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向中心城区的向心突击也是时常拿来演练的传统项目。而从警卫第三师第十三团位于管庄的营区通往北京中心城区的道路主要有三条：

除了从建国门方向直扑长安街的线路之外。经过位于管庄以北的朝阳路，经过朝阳门外大街、朝阳门大街，通过五四大街直到景山前街的路线无疑是最为捷径的。而这一条路线也正是此刻侦察一连的前进方向。单纯从一个军人的角度岳海波无疑是坚决拥护团部所下达的这一命令的。

但是在漫长的近半个小时的急行军之中，却始终没有后续部队跟上的这一现实却令岳海波不得不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自己并不在团主力部队开进的进攻轴线之上。而从南边的建国门方向刚刚传来的隆隆炮声似乎更坚定了他的猜测：团部主力正在沿着建国门外大街攻击前进。而侦察一连向朝阳门方向的挺进最多只是一次“投石问路”性质的地面侦察而已。而正当岳海波的心情跌到谷底之时，在他的前方突然响起剧烈的枪声……

事实上岳海波的判断并没有错，就在侦察一连的前锋部队抵达朝阳路和关帝店北街的交汇处之时，警卫第三师第十三团一营已经抵达了大北窑。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明代还是草木繁盛、飞禽走兽聚集的皇家猎场的大北窑此刻初具一个新兴城市商圈的轮廓了。新近建成的朝阳区公共汽车大型起始站和编组站。一辆辆橄榄绿涂装的军用车辆正陆续赶来。

落日的余辉之下北京卫戍区警卫第十三团团部各直属部队的修理所、野战医院等设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曾经空旷的公交停车场之上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当然最为关键的设置群，还是由一顶顶绿色军用帐篷所组成的第十三团野战指挥中心。

“三营的进展情况如何？”面对着眼前宛如一个大工地的大北窑，从自己的装甲指挥车上下来的警卫第十三团团长刘天年第一时间便向跟随一营前进的团参谋长董安康问道。“情况不是太好，先头部队在京伦饭店工地遭到了老毛子的伏击，侦察分队几乎全军覆没，一营营部也遭到了炮击……。”董安康无奈的摇了摇头，虽然部队在开进途中遭遇阻击已经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苏联伞兵来的如此之快，火力如此之强却显然超出了所有的预期。

“妈的！老毛子看来是铁了心不想让咱们进城了。通知三营长，要求他们立即组织火力掩护，迅速夺取京伦饭店，不、从现在开始全团统一称之为‘建国门外大街3号堡垒’。”刘天年拿出一支红蓝两色的铅笔在地图上用力的一圈，将开业在即的京伦饭店划入了预定攻击的目标。“团长……这样作的话，是不是有些简单粗暴了点。”面对着刘天年那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董安康多少有些担心的提醒道。

虽然出生于安徽蚌埠，但是自从军校毕业之后，董安康便扎根于首都北京，从担任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三师第九团一营一连连长以来，董安康历任第十三团司令部作训股股长、第十三团第三营营长等职务，屈指算来至今也有十载春秋了。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董安康早已将北京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董安康不可能不感同身受，更为之欢欣鼓舞。

京伦饭店是北京最早的一批中外合资四星级商务饭店，由首旅日航国际酒店管理公司投资兴建。虽然没有参与过它的建设，但是每次乘车从建国门大街前往天安门，董安康都会不经意的向正在施工之中的京伦饭店方向多看几眼。而此刻这栋长排型的建筑物已经完成，再过不到两个月就要开门迎宾了。此刻将它作为攻击目标，董安康和整个警卫第十三团的将士们还真有些下不了手。毕竟要让自己用炮火将那一座座崭新的建筑物摧毁，又怎么可能没有半点不舍和愧疚呢？

“老董，你知道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为什么叫大北窑吗？”刘天年默然的抬起头来，用同样无可奈何的语气问道。“那是因为这里地势广阔，土质细腻，向来烧得好砖。多年以前，砖窑密集。其中最大的是在北边的一座大窑，烟囱高耸，远远就能看到。所以远近居民到此都以大窑为标记物。久而久之，此地就叫‘大北窑’了。”这样问题显然难不到已经在北京从军多年的董安康。

“没错，但是你并不知道那些窑坑是怎么出现的！”刘天年苦笑了一声，然后正色说道：“那是1939年占领北京的日本鬼子建造的，而从‘大北窑’烧制出来的砖后来很多都被用在了华北大扫荡之中，修建成了一座座碉堡、炮楼成为了卡在中国人脖子上的枷锁。”

“是！我立即命令第一营组织火力掩护。不过……团长，虽然这里距离天安门只有不到3公里的距离。但是老毛子是不会轻易让我们过去的。”听完刘天年的话语，董安康不禁有些惭愧。战争虽然永远意味着破坏，但是如果舍不得将那些华美的建筑物化成入侵者的坟墓，那么最终失败者同样将一无所有。但是身为团参谋长董安康也不得不提醒自己的团长，在部队前行的方向上，苏联伞兵早已布置了多重的火力网。

第十三团在从管庄紧急动员出发之时，团长刘天年便决定在向中心城区突进的过程中，团指分成4个部分分别行动。除了团政委则和团后勤机关一起行动。第十三团团长、副团长以及团参谋长分别下到各主力营。这一点除了是根据人民军队在解放战争和历次对外战争付出血的代价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不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目前通讯联络不畅的情况可以始终保持各营均能贯彻团指所指定的战略方针，灵活机动的应对所出现的问题。

不过刘天年最初的想法是由自己率领担任全团前锋的三营率先出发，但却被团参谋长董安康“挡了架”。“我刚从三营出来，部队的情况我比老刘你熟悉。何况也没有让团长打冲锋的道理啊！”董安康的话颇有说服力，最终在政委和副团长的一致要求之下，刘天年只能屈就跟随后续开进的二营一起前进了。

事实上三营的侦察分队在抵达京伦饭店附近之时，已经展开成了战斗队型，在营侦察分队前导的2辆“长江750”军用跨斗摩托的后方，借助着装甲运输车的掩护，三营一个尖刀排的战士小心翼翼的向前方的建筑物靠近着。突然一发64毫米反坦克火箭从死一般寂静的京伦饭店的4楼窗口射出，瞬间便将侦察分队的一辆军用跨斗摩托打着，剧烈的爆炸声，被撕裂的血肉和钢铁零件四散飞落，侦察分队的另一辆军用跨斗摩托迅速加速试图突破火力网，而车上的战士更是用手中的81式自动步枪向着饭店的方向猛烈的射击着。

但是架设在饭店临街窗口上的PKM型通用机枪的火力封锁了任何试图通过这栋建筑物前方道路的企图。密集的弹雨之中，2个年轻的生命和被击中起火的摩托车一起熊熊燃烧起来。“为战友报仇……”在愤怒的呐喊声中，一个排的中国步兵顶着对方居高临下的火力奋勇冲击着，但是他们的英勇注定只能终止在这条通往东长安街的大道之上。

显然苏联伞兵早已作好了充足的巷战准备，除了反坦克火箭筒和AGS－17式30mm自动榴弹发射器，更有几乎数不清的GP－25枪挂式榴弹发射器，几乎每一支步枪之上都有安装，因此火力密度远强于处于仰攻的不利地位的中国陆军。而更为可怕的是苏联伞兵的狙击手，京伦饭店的每一个窗口都可能是他们藏身之处。一个排的兵力仅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之内便损失怠尽。

“我知道！”刘天年微微点了点头，随后将头转向团联络参谋杨远征的问道：“侦察一连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口气虽然似乎漫不经心，但是刘天年却相信岳海波这个自己看着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共和国军人或许会给自己带来那意料之外的惊喜。

第一章：血色黄昏（四）

“装甲战斗群？”两年前同样的一个夏日的黄昏，从北京军区所属步兵学院步兵侦察分队指挥专业毕业不久的岳海波，站在警卫第三师第十三团长刘天年的办公室里，有些惊异的看着眼前这位军龄和岳海波的年龄相当的老领导，不知所措的问道。这并不是岳海波第一次站在他所在的位置。

自从上次向团长刘天年提交了自己希望转到一线实战部队的报告之后遭到了拒绝之后，岳海波便一直在等待着今天。但是出乎岳海波意料之外的是，他越级向警卫第三师师部递交同样的“请调报告”的行为却没有引来团长刘天年的任何不满，团长刘天年开门见山和自己所讨论的竟不是自己一次又一次希望离开警卫第三师的这一行为，而是根本与岳海波的生活似乎毫无交集的“装甲战斗群”的理念。

“是啊！装甲战斗群……这个词你之前可有听过啊！”虽然驻京多年，但是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刘天年团长一开口依旧带着那难改川音。这或许也是成长于北京军区大院，而又年轻气盛的岳海波不喜欢待在第十三团的一个原因。“报告团长，没有！”岳海波也懒得在自己的脑子里去翻找这个冷僻的名词，直截了当的便用洪亮的声音回答道。

“小岳同志，你们现在可是生在了大好的年代啊！你要知道我当年参军的时候可是……”对于岳海波这种不配合的态度，身为团长的刘天年竟然丝毫不以为意。“是啊！是啊！当年你参军的时候走了几十里的山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来接新兵的东风卡车。”对于自己这位还没有步入“老干部”的行列，便已经喜欢没事痛说“革命家史”的领导，岳海波早已练成了“选择性失聪”的本领。

“看来今天又是一堂革命传统教育课了！”虽然已经以一个军人最为标准的站姿挺立在自己的首长面前，但是岳海波的心中却不免暗暗的诉苦道。其实进入拱卫中央首长的警卫师，对于很多和岳海波同龄的共和国军队来说，除了是一份求之不得的荣耀和优厚的待遇之外，更意味着从此踏上了个人未来升迁的坦途。随说北京卫戍区的警卫部队不下一个集团军的兵力，连职干部更是车载斗量，未必比其他部队更有机会接触中央领导。但是有这么光辉的一页写在档案里，到哪里都不免被人高看一眼。

但是偏偏就有岳海波这样的“犟驴”，别人给他的大路不走，一心想要调出警卫部队。当然岳海波有他自己的理由，在他的眼中共和国虽然已经走过了35载的春秋，改革开放之后先辈们流血牺牲所建立的崭新中国更是走上了一条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但是国家周遍的安全局势却日益严峻。1979年以来，南疆的烽火始终牵扯着岳海波那颗年轻的心。

这当然与1979年春天那场规模空前的自卫反击战不无关系。当时正在军校就读的岳海波惊异的发现许多从各一线部队转来深造的同学突然收拾行装被要求立即归队。虽然部队要着铁的纪律，没有人问更不会有人来答。但是向来对战争最为敏感的军人却已经猜到这一切的原委。在送别的酒会之上，所有人都酒到杯干，因为这就是“醉卧疆场”的豪迈吧！

那场战争将很多和岳海波朝夕相处的战友和同学永远的留在了南疆的红土地上，但是岳海波所写出的那几十封请战书却都“石沉大海”。如果不能象一个真正的军人那样去驰骋沙场，那么这一段遗憾的历史或许将永远成为了岳海波心中的一个死结。

虽然在1979年之后，南疆的战事已经进入了一个微妙的新阶段，大规模的地面进攻为双方小集群对小集群的特种作战所取代。虽然这一时期昆明军区的部队因地理之利而几乎处于包揽的状态，但是为了锻炼部队，更为了培养更多优秀的步兵分队指挥官，各大军区正抽调各集团军的侦察分队准备赴南疆轮战，岳海波再度请缨出征。同时他还在自己的请战书上提出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毕竟进入20世纪80年代，除了共和国颇不平静的南部边境之外，一张以莫斯科为轴心的巨大包围网也逐渐成型。在共和国的北部和西北部国境线上是数以百万计的红色帝国铁骑，而在西南边陲中国则要面对跃跃欲试，企图一洗1962年之耻的恶邻。

东南沿海地区的局势也相对的微妙。虽然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已经走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时代。但是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海防便可以高枕无忧了。很多人以为少了美国的撑腰，台湾问题将很快迎刃而解，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台北丝毫没有接受祖国大陆的善意和解，相反正继续在武力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里面除了美国国会之中少数反华势力的作祟之外，莫斯科也频频的向台湾伸去了橄榄枝。

就在1981年初苏联红旗太平洋舰队分舰队公开访问台湾地区的基隆军港，令此前一直处于“水下状态”的莫斯科与台北之间的秘密接触浮出水面，进入公开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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