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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是那些行政审批手续越长、行政掌握的“质量”关越多的国家里，产品和服务“质量”越差，假冒伪劣产品越多，市场上的诚信越缺乏，

银行呆账越多。既然行政管制后也还是如此，那么何必要这些壁垒呢？多国的经历表明，这些壁垒不仅没有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反而创

造了更多“寻租”机会，妨碍了人们创业。

在中国，民营创业的行政壁垒与政策歧视众多，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可能认为今天之所以要保留它们，是因为在中国“诚信

缺乏”，等等，所以不能随便让“不合格”的人进入这样那样的行业，行政部门必须通过行政审批把好“质量”关。虽然这种看法和做法

是出于良好的愿望，但实际效果可能是反而助长了诚信的进一步缺乏，因为当这种行政“质量”关变成了更多的“寻租”场时，谁还能把

其他人和机构的承诺当真呢？

制度与财富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

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23，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比印度高70％~80％。正因为这一点，国内很多学者

和政府官员都说，印度尽管有新闻自由、民主制度、私有产权，等等，但是它并没有创造出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

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

可是，比较两国的发展势头，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举例来说，美国20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

社会在20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GDP增速比中国现在

的增长速度还要高。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

得多，于是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都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

济发展模式。

这段历史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对当前的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两国过去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情

况进行比较后就轻易得出结论，说印度的自由民主、法治、私有财产权等好像反而不能让印度快速发展，而中国在不是代议制政府、法治

不健全、新闻媒体信息流通不自由等情况下，经济却增长得很快。

最近几年的迹象进一步表明，某些关于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尤其是从金融发展对社会和经济影响

的角度来看，印度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比中国大得多。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

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制造业生产，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

非常标准化，成为简单的加工生产，利润率也不高。

当然，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

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

实质性进展，如果不作一些制度性变革，如果仍然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那么中国要在经济增加值、利润率

更高的服务业、第三产业上超过印度，将非常难。

我曾多次撰文讲述这样一个观点，服务业跟制造业不一样，服务业交易的内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制造业的各个环节都是看得

见摸得着的。若市场上交易的内容是看得见的商品，比如衣服、鞋类，这种市场的发展对于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的要求相对来说可以很低

；但是若要去发展更高端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证券业，没有相应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法治不可靠，老百姓所能掌

握的信息很少，即使信息足够多也非常不可靠，那么人们从事这种高端服务业交易的风险太大，人们的交易意愿自然会下降。金融业发展

的核心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进而提高其使用效率；提高其价值；包括劳动力资产的价值；制度差别的长远价值即在此。

制度与财富

印度的金融体系为创业者提供更多机会

我最近去香港汇丰银行考察，那天汇丰银行刚刚公布2005年的财务状况，2005年总运营收入大概是772亿港元，其中

14来自香港，也就是说其中200亿港元来自香港市场。香港人口才600万，200多亿港元除以600万，平均每个人为汇丰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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