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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1页）

那几天要求见我的人非常多，我认为全部加以拒绝，只能证实报纸上的推测，那对我会更加不利。至于这个高友唐，更有接见的必要。他以前也是张园的客人，张园把他看做遗老，因为他是清朝仕学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后来办过几种报纸，当了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曾自动为我向南京要求过“岁费”（没有结果）。我想他可能透点什么消息给我，所以接见了他。没想到他是给蒋介石来做说客的。他说国民党政府给他来了电报，叫他告诉我，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我一笔整数也可以，请我提出数目；至于住的地方，希望我选择上海，我如果要出洋，或者要到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

听了他的话，我冷笑说：

“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读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何必替他们说话！”

高友唐是用遗老身分，以完全为我设想的口气，向我说话的。他说国民政府的条件对我很有利，当然，他们常常说话不算数，但是，如果我认为有必要，可以由外国银行做保。他说：“如果有外国人做保，蒋介石这回是决不敢骗人的。”他似乎颇能懂得我的心理，说优待条件恢复了，当然也恢复帝号，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

我对他的话并不相信。我早听说蒋介石的手腕厉害，有人说他为了和英美拉拢而娶宋美龄，连他的发妻都不要了，根本不讲信义，这种人是专门欺软怕硬的。因为他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答应下来，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就算他说的都算数，他给了我一个帝号，又哪比得上土肥原答应的帝位呢？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的东北呢？蒋介石再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想到这里，我就不打算再跟高友唐说下去了。

“好吧，你的话我都知道了，这次谈话可以告一段落。”

高友唐看我沉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却误认为事情有希望，连忙说：“好，好，您再想想，等过几天我再来。”

“嗯，再来吧。”

他满怀希望地走了。后来听说他向我七叔活动之后从北京回来，遇上了“天津事变”，被截在租界外边。等他设法进了日租界，我已经不在静园了。

那两天里陆陆续续还来了些探听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我也收到了不少的来信。人们对我有忠告，有警告，甚至有姓爱新觉罗的劝我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我决定对外不说任何真心话。有个天津小报的记者，叫刘冉公的，也是张园和静园常来的客人，时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我，这时跑来打听我有没有出关的意思。他见我极力否认，于是又替我尽了辟谣的义务。他却没想到，就在他的报上登出了为我辟谣新闻的同一天，我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

在我离津前两天发生的一件事，不可不说。那天我正在唾星喷射之下听着进讲：

“勿失友邦之热心，勿拒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决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

“不好了！”我的随侍祁继忠，忽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炸弹！两个炸弹！……”

我坐在沙发上，吓得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附着一张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的名片。来人放下了礼品，扬长而去。祁继忠按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炸弹。

静园上下惊魂未定，日本警察和日军司令部的军官来了，拿走了炸弹。第二天，吉田翻译官向我报告说，那两颗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吉田忠告我，“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好！请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请陛下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随侍。”

那两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词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更惊人的，是祁继忠接到了一个电话。据祁继忠说，对方是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房，他警告我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我。这个关心我的朋友还说，他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面藏有电刀。更奇的是，他居然能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

那个茶房是怎样的人，我已说不清了，关于祁继忠这人，我却永远忘不了他。他是我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我的宠信。在天津时代，他是我最喜欢的随侍之一，在伪满时，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竟是“内廷秽闻”中的人物，那时正巧听说他在日本和同学吵架，我就借了个破坏日满邦交的题目，请日本人把他开除出了学校。后来他经日本人介绍到华北当上伪军军官，以后又摇身一变成了华北伪军少将，解放后因反革命案被镇压。我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我同去的三个随侍之一，我的举动他无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日本人和郑孝胥对我当时的动静那么清楚，对我的心情掌握的那么准确及时，而演给我看的那出戏——虽然演员们演的相当笨拙——效果又是那么好，祁继忠实在是个很有关系的人。

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静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静园和外界也隔绝了。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

后来我回想起来，土肥原这样急于弄我到东北去，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或其他别的原因，而仅仅是怕我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外界对我的影响估计得太高了。事实上，不但我这时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态度上也起了变化。他们不再坚持观望，开始打算主动和日本进行接触。不过他们仍怕军人靠不住，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的好。这些人的变化，和我一样是既怕错过机会，又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膻。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我，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利权等等，是完全可以当做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陈曾寿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立刻递上了这样一个奏折：

奏为速赴机宜，以策万全，恭折仰祈圣鉴事。今日本因列强反对而成

僵局，不得不变动东三省局面以自解于列强，乃有此劝进之举，诚千载一

时之机会。遇此机会而无以赴之，则以后更有何机之可待？惟赴机若不得

其宜，则其害有甚于失机者。今我所以自处之道，可两言而决：能与日本

订约，酌让路、矿、商务之利，而用人行政之权，完全自主，则可以即动，

否则万不可动，如是而已。现报纸喧腾，敌人疑忌，天津已有不能安处之

势。欲动则恐受赚于日本，欲静又失此良机，进退两难，惟有请皇上密派

重臣径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园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阳，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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