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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下放干部在怀仁堂开会，要少奇同志给他们作一个报告。一些有关的领导同志，如邓子恢等同志都来了，其中有不少同志是主张包产到户的。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毛主席已经表了态。我记得邓子恢等同志开会前在怀仁堂后台显得很高兴，以为少奇同志会在作报告时讲一讲包产到户。后来一听，少奇同志在会上讲要巩固集体经济，调子已经变了，他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少奇同志在会上讲巩固集体经济而没有讲包产到户，但还是强调要在农村实行责任制。他说：“我看实行责任制，一户包一块，或者一个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如何使责任制跟产量联系起来。现在分开打场有困难，不分开打场产量就难搞准确，只能找老农估计，大家评定。如何使产量跟责任制联系起来，这是要研究的。”（《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63页。）没过多久，1962年的七八月间，中央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讲阶级、形势、矛盾，批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包产到户受到严厉批评。毛主席说：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农村集体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北戴河会议后期，气氛相当紧张，赞成包产到户的同志都受到批评。从此，包产到户被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受到长期批判。

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2）

1962年北戴河会议王光美：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我们和陈云同志住得比较近。有一天陈云同志夫人于若木同志来看我。我们俩说了不少话。于若木同志有点紧张，说：“这回我要惹漏子了。”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1962年春天，她随陈云同志去上海，住在太原路招待所一幢江青住过的小楼里。房间里设施考究，绿色的双层地毯、双层窗帘，连桌子抽屉、厕所里的马桶盖、马桶圈上，都覆盖着绿丝绒，是按江青的要求布置的。除了这里，在上海还有三处这样装饰的房子，都是为江青准备的。陈云同志看了很生气，说，国家这么困难，还这样讲究！这些东西应该出口换外汇。于若木同志本来就看不惯江青，就把陈云同志的批评意见告诉了卫士长，卫士长又将这个情况向上反映了。于若木同志就担心这个情况最终传到江青那里，从而连累陈云同志。她说：“这回我们可得罪江青了。”我把于若木同志讲的情况告诉了少奇同志。少奇说：“不会吧，这是两码事。主席生气是为分田到户。”后来少奇同志去看望了陈云同志。我陪他去了。到陈云同志那里，少奇进陈云同志房间，他们俩说话。我就到于若木同志房间看她。在北戴河，江青来看过我一次。她带来一张天津的报纸，上面登有厉慧良严格教育子女的文章，送给我参阅。她对我说：“这回田家英犯错误了，还有陈云呢！”说话时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第二天，江青忽然又派人来把送我的报纸要回去了，说是主席不让谈生活方面的问题。北戴河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由于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会议的内容就显得重要了。于是，会上决定正式召开中央全会，以便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这就是紧接着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八届十中全会分两段。第一段是预备会议，从8月26日开到9月23日，开了29天。第二段是正式会议，从9月24日开到27日。在全会上，大家都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少奇同志在会上再次提议，关于阶级斗争的内容不要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问题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他说：“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们干扰，妨碍工作。”这个意见他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了。毛主席接受了少奇同志的意见，同意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个精神很重要。正因为有这一条，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照常进行，一系列的调整措施继续贯彻，逐渐见效，生产一步步恢复和上升。到1963年，经济开始复苏，我国终于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黄峥：1963年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1964年在恢复的基础上经济有所发展。1964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王光美：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市场也日渐繁荣。人民开始高兴的时候，少奇同志也高兴了。1963年的春节，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一年一度的集市——厂甸，又活跃起来了。这天上午，我们家的孩子们去逛了一趟厂甸。他们回来以后，吃中饭时谈得可高兴了，什么风车、大糖葫芦呀，棉花糖、面人呀，各种土特产呀，说个没完。少奇听得很有兴趣，兴奋地说：“我们也去看看！”刘源：那段时间在青年学生中流行自己组装矿石收音机，我也迷上这事了，老逛商店买零件，所以对市场情况比较熟悉。我亲眼见到农产品一天天丰富，鸡蛋从3元多一斤，降到1元多，很快又降到6毛5。回家在饭桌上我就常讲这些事，父亲听了很高兴。春节这天上午，是外婆和我们几个孩子一起去的，大家玩得特别开心。回家吃中饭时，我们绘声绘色地讲厂甸的热闹劲儿，把父亲打动了。王光美：下午，少奇同志和我带上孩子们坐车去了。一过和平门，车子就停下来，步行一段路，走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为了不引起群众注意，警卫让少奇戴了个口罩。他牵着孩子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看看这，摸摸那，像小孩子过年似的。孩子们买了棉花糖，少奇也要了一点，高兴地吃着。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却很少看见他这样开心。他此时的心情，是每一个曾为人民做过一点好事的人，都能体会到的。看到群众欢乐的表情，少奇同志出自内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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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3）

出访东南亚之前江青约我谈话黄峥：少奇同志1960年访苏之后，就是1963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身份出访东南亚四国。请您谈谈有关情况。王光美：这次访问是少奇同志第一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出访，好像也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非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国际上比较注目。1957年毛主席访问苏联和1960年少奇同志访问苏联，都不是以国家主席的身份。我国外事部门对这次出访非常重视，对我们提了很多要求，要我们认真准备。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服装。外交部礼宾司正式通知，要少奇和我做出国服装。少奇说：“有穿的就不要再做了，出国不一定非得穿新衣服。”可礼宾司不放心。后来周恩来总理安排，让外交部黄镇副部长的夫人朱霖同志和礼宾司俞沛文司长上我家，想看看现有的衣服到底行不行。我把少奇和我的衣服一件件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看过后说：“这些都不行。因为这四国是热带亚热带气候，天气很热，现有的衣服不适合那里的季节，那些丝绒旗袍根本不能穿。而且这些衣服都已穿过多年，太旧，要重新做。”他们说，尤其是我的衣服不行，还不如大使夫人多。俞沛文同志强调：“王光美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夫人，出访更应该注意服饰。”他还专门去向少奇说明这方面的情况。少奇这才同意做一些薄的衣服。这样，就决定到上海去做一些衣服。当时上海做衣服的料子和手工都比较好。康岱沙同志陪我去上海。这时陈叔亮同志已经是驻外大使，先是在印尼，后在柬埔寨。岱沙就是大使夫人了，所以有经验。我在去上海之前，在春耦斋舞会上碰到毛主席，就向主席讲了要到上海做衣服的事。当时江青在上海休养，我就问主席有没有信要带。主席说“好”，就写了一封信托我带给江青。我一到上海就通知江青，说我给她带来了主席的信。江青派了一个姓洪的同志来把信取走了。姓洪的同志是上海派在她身边为她服务的。隔了一天，江青约我谈话。她叮嘱让我一个人去，不要带康岱沙一起去。我去了以后，江青先把主席写给她的信给我看，说是信里有一句话跟我有关。我一看，主席信里讲到：跟光美说一下，她称李讷为李讷同志，这不妥，因为这是子侄之辈。我称李讷为同志这个情节，是我们家里的事引起来的。少奇同志要求子女很严格，从来不宠。原先毛毛（刘允若）学习本专业不安心，要换专业，少奇不同意，对他批评教育。后来涛涛（刘涛）上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她不喜欢，想换学外语专业，少奇也不支持。毛毛就给涛涛出主意，说爸爸妈妈最听毛主席的，你想办法找主席说句话，准行。结果涛涛就找李讷，让李讷跟她爸爸说。李讷跟主席一说，主席真的就写了个便信给我，说关于涛涛转学之事，她身体不好，你们又坚持，这事怎么办？是不是让孩子学习有兴趣的东西或许好些？我立即把主席的信给少奇看了。少奇没想到毛主席会这样认真地对待涛涛的事。他把涛涛叫来，耐心讲道理开导她，教育她年轻人应该经受锻炼，不能一遇困难就后退。少奇还严肃地批评涛涛：“毛主席是党的领袖，要操心国内外大事，怎么能为个人小事去打扰毛主席呢？”随后我专门给主席写了汇报信，说明有关情况，当然是和少奇商量并经他看过的。我在信里解释说：我们的意思不是绝对不许涛涛转学，而是要对她严格要求，不能一时心血来潮就转学，要慎重考虑。后来主席在见面时特意对我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刘源：毛主席确实很喜欢孩子，爱和孩子们逗。那时见了我们兄妹几个，就边打着手势边叫我们的名字：手掌来回移动，说这是平平；两手大拇指、食指围成一圈，说这是源源（圆圆）；两手掌斜合成屋顶状，说这是亭亭。有次妈妈带我们去舞会，我的小妹小小（潇潇），那年才一岁多，她跑到毛主席面前，直直的盯着主席看。我们都赶紧说：“快叫伯伯呀！”主席却说：“别打扰她，她在观察世界。”大家都笑起来。小小这才转身一溜烟跑了，跑没多远“啪”地摔了一跤。我们都叫毛主席叫“毛伯伯”，只有小小不知谁教的叫“毛大大”。一次主席听了说：“噢，我是大大，你是小小。”王光美：我那次在给主席的汇报信里提到这么一句：“涛涛托李讷同志找您反映……”我为什么称李讷同志呢？我对主席家的人从来很尊重，我认为李讷是共青团员，应该称她同志。江青给我看了主席的信，我觉得主席讲得有道理，后来我就不再叫李讷同志了。在上海期间江青约我谈了三次，每次几个小时，讲了很多话。她说：“主席说我朋友少，要我多找人聊聊。”

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4）

毛泽东看望刘少奇、王光美一家（1962年）。

在这几次谈话中，江青谈得最多的是文艺界的问题。她说文艺界的问题如何如何严重，说北京借口没有房子住，不让在北京搞文艺会演。她向主席告状，主席发脾气，说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没有房子把人民大会堂腾出来，进部队招待所。特别想不到的是，江青毫不隐晦地讲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坏话。她两次声色俱厉地说：“夏衍是个叛徒，怎么调到北京的？要追查！”她还说：“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当时听了江青的话我感到很紧张，文艺我也不熟悉，所以就是带耳朵听，没敢多说话。回到北京以后，我把江青谈话的情况和内容详细向少奇报告了。少奇听后说：“这件事你不要管，由我来处理。”他补充说了一句：“夏衍是经过周总理提议，中央批准调来北京工作的，不用查。”后来江青回到北京，少奇专门找她谈了一次话，对她进行了批评，是通知她到我们家来谈的。江青接到通知很紧张，因为这以前还从来没有人通知她要她本人来谈话。少奇对她说：中央准备开一次文艺问题座谈会，你对文艺工作有些意见，你可以今天在我这里谈，也可以到会上谈。少奇说：“你同光美讲的那是什么呀？以后要注意。”江青在上海也讲到出国穿戴的事。她对我说：“你在国外戴什么呀？衣服上不要戴别针，你看人家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不珠光宝气，多高雅。”江青当时是劝我不要戴别针，没说不要戴项链。“文化大革命”中批斗我，不知怎么的，造反派说江青要我别戴项链我不听，成了一条罪状。

宋庆龄和我们一家的友谊王光美：这里我要特别说到宋庆龄同志对少奇同志和我的关心。我对宋庆龄同志是非常尊敬的。1963年那次我一到上海，就给宋庆龄同志写了封信，告诉她少奇和我将要出访印尼等国，请她从服装、礼仪上给我一些指教。因为我考虑宋庆龄平时接触外宾比较多，也去过印尼，这方面有经验。宋庆龄立即给我回了一封信，说让她的秘书隋学方到锦江饭店来看我。她开了一个单子，让隋秘书带着单子来跟我一条一条地说。她想得很细，说那个地方热，室内有空调，但睡觉的时候务必关上空调，有电风扇的地方不要对着吹，否则容易着凉感冒；别吃生冷的东西，以免闹肚子；礼服白天穿白的，晚上穿黑的；参观的时候可以穿便鞋，正式宴会要穿有一点跟的鞋。我一条一条地记下来了，很感谢她对我们的关怀。任何人对我们有帮助我总是铭记在心的。少奇同志和宋庆龄同志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他们早就互相知道。在20年代的大革命运动中，少奇是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宋庆龄当时就对工人运动给予了道义上、物资上的大力支持。少奇在皖南事变后就任新四军政委，特地派军医处长沈其震去香港，当面向宋庆龄汇报新四军情况，感谢她为新四军伤病员开展的“两万条毛毯运动”。黄峥：建国后少奇同志和宋庆龄同志长期合作共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们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10月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少奇同志是会长，宋庆龄是第一副会长。1954年少奇同志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是副委员长。1959年少奇同志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是副主席。1965年他们又都连任主席、副主席。王光美：少奇同志和宋庆龄同志的工作关系和私人交往都十分融洽。1951年冬，我陪少奇去南方休养。我们特意到南京瞻仰了中山陵，献了花圈。后来到上海，宋庆龄邀请少奇和我到她家作客，她亲自煮咖啡招待。1957年4月21日，为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我们到上海。在上海期间少奇和我特意去看望了宋庆龄。这一次少奇和她谈了很久。当时中央正在酝酿要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少奇真心希望通过整风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很自然地同宋庆龄谈到了中央的设想。少奇对她说：“孙中山先生很伟大，我们都很敬仰他。孙先生的主张之所以没能完全实现，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党。我们共产党汲取了他的教训，注重建设一个好的党。我们现在号召整风，就是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有一个好的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富强起来。”宋庆龄听了很感动，恳切地向少奇提出，希望参加共产党。少奇当即高兴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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