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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3页）

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客观的、具有长久参照价值的幸福测量体系，能为我们提供长期的指导作用，告诉我们如果不幸福该怎么改变。

幸福指数的几种丈量办法

一个人感到幸福，即他有一种真切的现实存在感，且在梦想追求上心愿得偿，所以他会对所处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感到满意。

不过，不同的人对现实的感受并不一样，由于际遇、性格、能力等各方面的迥异，人们对幸福的定义也就不尽相同，对幸福衡量的标准也随之改变。

因此，一直以来，人们总想着就幸福程度进行一个量化，例如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他的著作《经济学》中，给出一个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

在这个公式中，“效用”表示人们从消费物品中得到的主观享受或满足，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当欲望既定时，效用越大，越幸福；当效用既定时，欲望越大，越不幸福。

幸福公式清晰地阐明了一个道理：幸福并不单纯取决于财富的多寡，而是取决于效用与欲望的相对关系。倘若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再多的物质供给都将无法满足其不断膨胀的欲求。

遗憾的是，萨缪尔森的这一公式未能给人们提供操作上的具体指示，而且人们的幸福构成中除了物质方面的体验，还有非物质方面的体验，而该公式无法体现出对非物质的量化。这也是其局限性所在。所以我们要了解人们是否幸福，幸福程度如何，还得借助另外一些测量工具以及评价指标体系，例如不丹的幸福测量体系。

不丹建立了一个名为“国民幸福总值”的庞大衡量体系，分为经济、文化、环境和良好管理四大项，下面又细分为心理健康、社区活力、文化、时间使用、政府管理、生态、生活标准、身体健康以及教育等九个领域，每个领域下又细分出多项幸福指标，每一项评分在“国民幸福总值”中都占有一定份额。

第4节：

例如在时间使用方面，评判指标有：每天花在路上的通勤时间有多少，花在等待上的时间有多少，人们如何分配一天的时间，哪些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最多不丹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人花费的通勤时间和等待时间正在增长，住得靠近城区的人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大多数都是重复的，而且数量也少于住在农村里的人们，显然，住在农村里的人们由于需要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关注点增加，生活的多样性和趣味性也随之增加。另外，35岁的不丹国民普遍由于肩上责任加重，而自身精神开始衰退，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这个年龄段的人压力更大。

而在身体健康方面，评判指标有健康状况如何，掌握多少健康知识，以及健康行为的施行情况，是直接由人们自己给自己进行评估，而不是简单地依照卫生部门看重的医院的数量、医生的数量以及医疗设备多少来衡量，也就使得由此获得的民众健康状况更真实和准确。×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不丹的幸福指数体系，可以说顾及了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既确保了社会均衡发展，也努力保障政府和全体国民自然地融合为一体，使得民众的幸福有了坚实的落脚点。

为了便于理解和比较，除了参照不丹模式，我们还可以将丈量幸福的指标划分为硬指标和软指标。硬指标凸显的是客观的生活数据，而软指标则凸显主观的幸福体验与评价，即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

经济增长是衡量幸福指数的硬指标之一，物质上无论是质还是量，都有较大的提升，为社会进步打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也为个人提供能满足其幸福预期的环境。

消费则是另一个重要的硬指标，这个指标主要针对个体而言，个人手里没钱，想要获得物质上的满足无疑是不可能的，一定的物质保证是幸福感的重要条件，满意的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感。

软指标则要复杂得多，因为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的人群，对于幸福的理解和感受程度存在着较大差异。即使面对的是相同的调查对象，他们在不同时期对幸福的价值判断标准也是不同的。一个六岁的孩子，因为在学校里看到同学吃冰激凌，激发了他对冰激凌的渴望，如果这个时候这份渴望得到满足，他当然是幸福的。但渴望满足之后，吃第二个冰激凌对他的诱惑力可能就不如一个新款的变形金刚。

由此可以看出，判断一个人幸福与否，幸福感程度如何，既要涵盖其客观生存和发展条件方面的指标，也要涵盖其主观指标，二者缺一不可。而从主客观互为中介的过程中找到幸福感，这应当是人们期待的追求目标。

幸福的三个基本条件

人人希望拥有幸福，然而幸福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像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一样困难。如果说，人们对幸福概念有一千种理解，那么幸福涵义就会有一千个面孔，获得幸福的方式也会多种多样。但是，无论是哪个面孔，幸福的一些基本条件是不会改变的。

物质财富是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前提

《尚书洪范》中认为幸福有五个内容，“一曰寿，二曰富贵，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西方的四叶草花语中，认为一个幸福的人生，应当拥有四样东西：名誉、财富、爱情和健康。

还有人总结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必要条件，它们分别是：健康、衣食住行、爱情亲情、工作或收入、社会安全、权利保障等。

无论是“富贵”、“财富”，还是衣食住行、工作或收入、权利保障，都可归结为物质保障。可见，幸福与否与物质脱离不了干系。

我们在前面提到，衡量一个人幸福与否，需要从硬指标和软指标两方面进行研究。硬指标包括一个人客观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条件，软指标则是主观指标。只有两者有效结合才能创造一个幸福的人生。

对任何一个人而言，拥有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是获得幸福的前提。2012年11月25日，国家公务员考试现场水泄不通，当年，公务员平均录用比例53：1，热门职位更是出现数千人争夺一个职位的“奇观”。即便竞争如此激烈，大家宁愿挤得头破血流仍要一心往前冲，这种精神让人钦佩，但也叫人无奈。

在最近一些关于最幸福职业的调查中，“公务员”屡屡被选为“最幸福的职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一位博士后也对不同职业的人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国家干部是幸福感最强的人群，而城市贫困居民是幸福感最差的群体。

在很多人眼中，只要捧上了铁饭碗，人生幸福的条件几乎全都有了：稳定的收入，体面的工作，舒适的工作环境，优厚的福利待遇，住的吃的也就有了。相比体制内的安逸，体制外，高房价之下频频制造的蜗居、蚁族群体；民企、外企时不时的裁员减薪行为，还有教育、养老、医疗种种忧虑，都使得体制内成为人们最渴望的安身立命之处。

《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联合举办的一项调查结果也显示，涨工资是最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感的方式。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涨工资是人们最低层次的需求，也是最基本的需求。只有先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才有可能追求其他更高层次的需求。

近年来，我们的GDP高速增长，可是人均GDP却增长缓慢，加上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人们的收入增速远远落后于物价、房租的增长。这些硬指标成为影响人生幸福的拦路虎。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让“居民收入倍增”，说明收入已成为影响人们幸福的关键因素。在最近关于一些幸福城市、幸福职业的调查中也都显示，物质保障是永远的话题。

人们的衣食住行离不开花花绿绿的钞票，金钱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它能激发我们的生活动力。金钱是手段，它可以为我们的幸福服务。一个贫穷得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又谈何养活别人，更别说什么奉献社会。哈佛大学的泰勒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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